吴某某生前是广西昭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公室副主任。去年5月26日是一个周日，吴某某在值班当天猝死。事后，昭平县市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昭平县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吴某某家属不服该决定，向昭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结果为维持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吴某某家属仍不服，将昭平县人社局、县人民政府起诉至法院。9月29日，广西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二审行政判决书。 根据法院文书，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确实无法直接证实吴某某突发疾病死亡时系在工作岗位上和工作时间内。昭平县人社局、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驳回吴某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吴某某家属不服上诉。9月22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事发： 办公室副主任周日值班当天猝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吴某某生前是昭平县市监局的在职在编人员，任办公室副主任。该局每逢周六、周日安排局办公室人员依次轮流值班，每天安排一人，值班采取的是电话转接的方式，值班人员不需要到办公室值班，其职责为接听记录电话、接待来访人员，遇有突发事件和重要事项在第一时间按程序报告局领导等。 2024年5月26日（周日），下大雨，当日为吴某某值班。当日11时38分，吴某某驾驶车辆到达昭平县市监局大院停车，后于11时41分走出局大门口，约12时30分到达昭平县某农产品有限公司商店内。12时55分左右，店主左某发现吴某某躺在椅子上呼之不应，遂于13时6分呼叫昭平县某医院120出诊。昭平县某医院急诊科医师及护士到达现场后进行抢救，当日13时50分宣布患者经抢救无效临床死亡，诊断为：1.猝死；2.急性心肌梗死。 同年6月4日，昭平县市监局向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受理后对相关工伤证人进行了调查，结合吴某某发病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认为吴某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遂于8月12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吴某某家属获知该决定后不服，向昭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于同年10月11日受理并审查后，于12月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昭平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吴某某家属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在昭平县人社局的调查中，昭平县市监局的办公室主任陈述，因下大雨为了单位的设施设备安全，其于5月25日下午当面向吴某某口头安排，让吴某某于5月26日回单位做防汛工作；昭平县某农产品有限公司商店的经营人左某陈述，当天吴某某到店后曾口头交代其注意防汛；5月26日参与抢救的昭平县某医院医生陈述，其到达现场后听店铺内其他人员说，吴某某是在店里看其他人打麻将过程中身体不适后发病。 法院： 无法证实死亡在工作岗位上和工作时间内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是吴某某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可以视同工伤。 展开全文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根据该规定，视同工伤应满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两个条件。而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根据职工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工作需要以及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等综合考虑。 该案中，事发当日为周末，吴某某根据工作安排为当日的值班人员，但根据昭平县市监局安排，周末值班允许采取电话转接的值班方式，此时值班人员不需要到办公室值班，办公室主任虽在人社局调查中陈述其为了单位的设施设备安全，于事发前一天口头安排吴某某在5月26日回单位做防汛工作，但事发时并非系在昭平县市监局的工作场所之中，而是在昭平县某农产品有限公司商店内。 事发商店的经营人虽口头陈述，吴某某在当日曾告知其要注意防汛，但现在并无证据可以证实对外宣传防汛工作系吴某某当日工作内容之一，且现场抢救人员表述其在现场听其他人陈述吴某某系在事发商店内看其他人打麻将期间发病。因此，现有证据确实无法直接证实吴某某突发疾病死亡时系在工作岗位上和工作时间内。 昭平县人社局针对工伤认定申请进行立案审查处理后，认定吴某某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中“视同工伤”的情形，并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县人民政府收到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受理、复议审查、送达等法定程序，所作的案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因此，吴某某家属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吴某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吴某某家属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9月22日，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红星新闻 编辑：李雪 编审：韩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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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