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 人： 朱 丹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邀主持人 🙌 参会嘉宾： 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韩家寰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还有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场人口问题论坛，我们论坛的主题是人口问题如何化🌟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朱丹，非常高兴成为这次论坛的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就这个话题探🚀讨交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场论坛请到的三位大咖嘉宾，首先😜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先生，欢迎您。有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韩家🤯寰先生，欢迎您。有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教授，欢迎🙄您，三位重量级的嘉宾。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这次论坛叫人口问😢题如何化解，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家都特别关注的热点话题了，因为5👍月11号我们国家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各界的反响，印发了大家的很多思考和讨论，各🤔种解读也不一而足，之所以有反响，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七普数据的结🤗果跟我们有很大的反差，另外七普数据的发布时间刚好在我们国家要🎉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由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人口问🙄题肯定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探讨，我想今天在座参会的各位朋友，还有场位的三位大咖嘉宾一🔥定都有自己的解读，首先先抛个砖，我对七普数据有哪些看法，我从💯中看到了什么，至少有这么四个方面，第一方面，从人口的基本盘来💯看，人口基数大，14.11亿人，劳动力资源丰富，8.9亿劳动😎力人口，是指从15岁到59岁区间的人口，总体来说，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增长的通道，这是我国人口规模的一个基本面。第二个方面，😍我感觉是红利仍然在，但是在变化，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的数量规模红利正在向结构性红利转变。我们看到七普数据当中😂关于人口的区域分布，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关于人口的素质分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方面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我感觉是🚀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两高一低，两高就是两头高，我们0到😜14岁的少儿人口是2.5亿，65岁以上的人口1.9亿，两头的🌟比例占的非常高，中间的比例很低。第四个问题了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人从哪里来我们从人口的😁出生率来看就非常的清晰，2020年人口出生新生儿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260万，总和出生率是1.3，这已经是一😢个很低的出生水平了，比欧美国家要低很多，比日本还要低，日本是😎1.4。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的流向，人口集聚的规律。中国人户分离😂数目前已经达到了4.93亿，其中流动人口3.76亿，十年的时🤯间增长了差不多70%。另外一个城镇化率不断的提高，十年的时间😡增长了14%，达到了六十三点八几，这样一个比例，可以说城镇化😎率有进一步提升，这些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布局与经济总体趋势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和指标，这是我从七普数据当中看到的，接下🚀来我抛完砖之后，想听听三位大咖，你们在七普数据当中看到了什么😜？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前面的数据我觉得朱丹和陈总都🚀非常熟悉，已很细致地娓娓道来，我就不重复了。这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出来以后，感觉不出意料，它只是在印证着已经有基本共识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非常明显这个判断，在整个人口结构这方面的挑战😊性问题，显然需要我们的人口政策做出更积极的一个调整。我来的路😢上就想，今天要参加这样一个主题讨论，要讲什么，想了一下自己还👍真的形成了一个自认为有一定条理化的认识框架。对于人口增长的表😢现，过去有马尔萨斯“人口论”，它适合人类社会不太发达阶段的状😆态，基本论点是说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而满足人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算术级数，所以整个社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势必需要以😴战争和瘟疫等等来消灭一部分人口，才能达到平衡。在不发达的情况😎之下这很有道理，但是后来怎么样变化的呢？在生活资料这方面，由😀于科技进步等等原因，它已不是简单的算术级数增长了；而在人口这🎉方面，有了避孕手段的普及，还有现在妇女地位提高而更多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她们的生育意愿就明显降低，也不是简单的几何级数了，😎所以对这个马尔萨斯基本的认识框架必须做出修正了。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过去有一个“妇女半边天”的传统认识，妇女的🥳地位提升是相当明显的，城市妇女在家里几乎都是“领导”，都不用🌟说，要不要孩子，男方是起不了太大的主导意见作用的。但为什么中🤯国在前些年却出现了跟其他国家的轨迹明显不一样的情况呢？我国要🤩以全球独一无二的最严厉的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来贯彻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实行了这么长时间，原因何在？我是这么看的：中国在传统😀体制下有三重因素，造成了后来中国很独特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第一，我们那时候特别强调整个发展是“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后😊面更重要的是“重生产轻生活”，这种整个产业链结构推动发展的重🚀心倾斜，就使生活资料短缺。这种短缺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为实行非常🌟严格的票证供应，可能年纪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是怎么控制的——控🤔制得非常细致，非常严格。这是一层因素，它的表现就是我们传统体😡制下，还没到“三年困难时期”，就已经不得不做非常严格的生活资🤯料控制了，否则这个社会生活就过不下去。第二条，是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过于激进，以后搞的人民公社更是走极端，从农业形成我们生😡活资料具源头意义的粮食等的提供这个角度来看，生产者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所以到了60年代，毛主席说我们是8亿人口7亿搞饭吃😆，还这么紧张，他搞不懂为什么斯诺说美国整个人口中只有5%务农❤️，农产品还剩余，毛主席当年没有兴趣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第三⭐条，我们僵化的体制，还加上空头政治挂帅，让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那些学习、运动、批斗这些事情上去了，到文革过程里面，更😴是登峰造极，生产率极为低下，我们的生活资料供给就更加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之下，文革的低水平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了不得不把😜将近1800万知识青年逼到逆城镇化的上山下乡，跟农民去抢饭吃😅，这样已造成的整个局面难以为继了，所以文革中间不得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控制人口了？那时候就不再维护原来批马寅初的“人手论”😅那个权威——批的时候曾说“人口”是吃饭的，但是还有“人手”呢😅，手是创造财富的，所以毛主席曾经说人多力量大，咱们有了人就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文革中后期，就不得不考虑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以后，很快就变成以中国特色的强力控制（“双👍开”），把体制内的人硬性规定到只能要一个孩子。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如我要敢要第二胎的话，面对的就将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全世界中它国还没有过如此严厉控制人口的政策。那么搞这💯个政策，当时专家说是30年为期（有当时的测算依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咱们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大大解放了，生活资料这方面的创🤩造机制几乎完全不一样了，本来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就不应以30🌟年为期了，可能20年为期、25年为期，顶多这样了，但拖到30🔥年为期到期时，由于部门的既得利益，硬生生又拖了五年，就是纹丝🥳不动；再到要动的时候也非常的犹豫：从部门的存在感、从他的局部😊实权利益出发，哆哆嗦嗦推出的叫放开两孩——为什么不叫放开二胎👍呢？斤斤计较到如果前面是一个双胞胎的话，你就不能再要第二胎了😀，所以不叫放开二胎，只叫放开两孩。再哆哆嗦嗦到现在，放开三孩👏——干脆全放开吧？还不行。整个生产力的财富创造机制跟传统体制🥳下已经大相径庭了，所以我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正视：🥳中国解放生产力的成就，使我们生活资料的有效供给现在完全可以支🚀撑放开生育而不作任何控制，而且可能还真的要考虑有专家提出的是😀不是要回过头来鼓励生育了，这样来对冲我们人口明显的老龄化、长😡寿化压力，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更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和平崛起。🔥这个事情如果要作更深入的探讨，当然就可能得罪我们一些管理部门😁，他们的脸上可能会更挂不住。咱们既然是讨论问题，把我的观点说😎得比较直率一点：现在应该根据这套人口普查数据，作刚才的这套必😁要分析后，在数据应该引起学者反思以后，真的促进决策重新在人口😉这个方面形成一个新认识架构，即中国特定国情之下的独生子女控制😀政策那么严厉的双开控制搞了35年，是不得已的，整个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以后，我们现在就必须认识到生产力得到较充分解放以后，😎完全是另外一个参照系了，我们生活资料这方面完全可以支持老百姓😎幸福生活中多要孩子，今后多要孩子不光不会造成中国社会像过去担😁心的那样很多人抢饭吃、过不去，而且还能够扩大内需，使内循环得😘到我们本土市场的人力资本整个培育过程中，从眼下看来的先是扩大💯内需，以后又带来人口结构优化后支持增长后劲，这样整个全程的好🥳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认为应该通过讨论，促使我们赶快下决心😅，完全放开生育控制，而且要积极讨论是不是应该在某些地方要鼓励🤔生育。如果说原来其实还不是特别简单地按“独生子女”控制人口，😉曾经在全国搞了三个县域的特殊政策（这也是中国的厉害，对三个特🌟殊的县域、人口的流动是怎么控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就是搞😍了放松人口控制，据说效果还相当好，这些经验从来没有见过象样的🔥宣布），现在则意识到应该更多地考虑让人口不受生育控制地增加起🚀来。刚才咱们已经提到的某些区域，总和生育特别低的区域，是不是😂可以先行试点？鼓励这些地方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多要孩子。 😅展开全文 我就先说说自己的基本看法，后面可以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