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长期以来，每当中国经济面临压力或增速放缓时，“日本化”的阴影便会像幽灵一样在舆论场上空徘徊。从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破裂，到债务高企，总有人急于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当作一面镜子，试图预言中国的未来。 这种类比带着强烈的焦虑和一种选择性的偏见。 我们为什么只拿日本的衰退期来吓唬自己？为什么不提日本战后从废墟中快速崛起的奇迹？这种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挪用，暴露的不仅是对自身发展缺乏信心的焦虑心态，更是一种回避对真正问题深入分析的鸵鸟心态——似乎只要将自己的问题套上一个他国失败的模板，就能为政策失误和经济困境找到一个外部的、可以接受的借口。 然而，我必须强调，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都有各自的复杂性，简单的历史类比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更何况，将中美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困境，与冷战结束后美日关系框架下的日本衰退进行类比，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类别错误。这种“强制类比”，掩盖了现时最本质的矛盾和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一、选择性类比的荒谬：有成绩就自己厉害，有问题就找对标？ 在我们的叙事中，似乎存在一种奇怪的逻辑：当经济高速增长、取得非凡成就时，我们归因于制度的优越性和模式的正确性，那是我们自己的厉害；而一旦遭遇瓶颈、陷入困境，便急着在外部寻找“对标”，比如日本的泡沫、美国的周期，试图将内部的深层问题解释为外部的必然性。 这种选择性类比的偏见，其危害性在于它在逻辑上为深层次的反思设置了障碍。它将原本需要勇气和智慧去改革的内部问题，模糊化为外部环境的“不可抗力”。通过将中国困境简化为“又一个日本”，似乎就可以放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产权保护、对宏观政策稳定预期等核心议题的追问。 历史是用来启发的，不是用来复制的。 尤其是在分析国家命运级别的重大问题时，如果不能穿透历史表象，理解其深层结构，这种类比就成了误导性的麻醉剂。要理解中国的困境，我们必须先彻底解构日本的宿命。 二、美日关系：殖民地的宿命与宗主国的权力 要理解日本的“失去”，首先必须抛开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泡沫和周期的解释，直视美日关系的底层结构。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其本质是宗主国与高级殖民地的关系。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从未真正解除。日本被嵌入到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和安全框架之中，这决定了它在国际竞争中，存在一个无法触及的天花板。 因此，当我们回看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不应该将其理解为一次“国际金融协调”的典范，而应该视为宗主国对属国的权力行使。当时，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优势短暂地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采取的行动，不是公平竞争，而是直接通过政治压力和金融手段，强制推高日元汇率，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展开全文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真因，归根结底，不是单纯的经济周期问题，也不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当或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些都是表象，核心在于殖民地的宿命。一个政治上受制于美国、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经济上必须服从美国核心利益的国家，永远不可能真正超越宗主国。这是一种结构性制约，而非周期性的病症。日本无法自主制定货币政策、外交政策，更无法抵抗宗主国在关键时刻对自身优势产业的收割。当日本经济的体量和质量威胁到美国主导地位时，它的经济命运便已经注定。 三、竞争性质的差异：生产力竞争的局限性与全面制度竞争 基于对美日关系本质的理解，我们才能区分美日竞争与中美竞争的根本性不同。 美日竞争，是生产力层面的单维度竞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其在管理技术上的创新，例如丰田生产方式、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日本在工业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上实现了对美国的短暂领先，这可以被视为一场“管理革命”。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改进，是在美国定义的全球化秩序下进行的竞争。日本在半导体、汽车等领域即便取得了领先，也未能动摇美国在金融、军事、科技底层架构（如操作系统、核心芯片设计、美元霸权）上的统治地位。管理革命的优势，一旦被美国学会并结合其巨大的规模效应，便会迅速消失。 中美竞争，是制度层面的全面竞争。 中美之间的竞争，远超当年的日美摩擦。它是一场从生产力到发展模式、从治理体系到价值观念的全方位、系统性的较量。这不是关于谁造的汽车更好，而是关于未来全球的规则由谁制定、哪种发展模式更能应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挑战。中国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主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内需市场，这三点是日本在任何时期都无法具备的。因此，中美竞争是一场系统之争，中国不是在美国体系内试图超越的“学生”，而是在现有体系之外，试图构建一套平行发展模式的“挑战者”。 在这种性质的竞争中，外部压力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常态”。因此，将中国经济的困境简单归咎于“美国打压”，实际上是偷换概念。 四、中国经济困境的真因：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层错位 中美竞争确实是严峻的外部挑战，但它只是一个催化剂，加速暴露了中国经济体内部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困境，在于我们体制内对市场绝对领导地位的偏离。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核心经验是确立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膨胀和挑战的复杂化，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呈现出一种蔓延和刚性化的趋势： 1.资源的倾斜与挤压：这种干预最直接的表现，在于通过信贷、土地和行政审批等手段，对特定主体（往往是国有企业或有政策倾斜的产业）进行隐性或显性的补贴。这种倾斜，不仅导致了低效的资源配置，更关键的是，它挤压了最具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民营企业在融资、投资、甚至司法保护上，长期处于事实上的次等地位，这极大地抑制了投资信心和长期预期。当民营企业不再敢于进行长期投资，整个社会的创新和就业活力自然枯竭。 2.预期的不稳定与监管的突变：市场经济的运行，本质上是基于稳定的长期预期和明确的法治边界。近年来，一些领域中出现的监管政策突然转向、行政权力边界模糊，极大地损害了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对平台经济的突然收紧，还是对特定行业的“一刀切”式整改，都让资本产生了深刻的“不安全感”，或称之为“资本原罪论”的担忧。这种不确定性，比任何外部冲击都更具破坏性，它让投资者选择观望甚至撤退，而非投入实体经济。 3.产业政策的路径依赖与效率丧失：当行政力量热衷于通过“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来定义和引导创新时，就偏离了市场的“试错与进化”本质。行政主导的投资，往往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而非真正的技术突破和市场需求。这不仅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更关键的是，它使得大量资源被锁定在特定、且往往是低效的“赛道”上，反而抑制了市场通过自由竞争选出真正赢家的能力。 以我的观察，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层错位，才是中国经济活力不足、投资和消费信心低迷的内生性、体制性病灶。我们不能让外部的挑战，成为回避内部体制改革的挡箭牌。 五、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确立市场对经济的“绝对领导地位” 面对内外部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出路不在于简单的刺激或扩张，而在于一场深刻的体制再定位——必须重回市场对经济的绝对领导地位。 这里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简单的“平衡”之说，也不是西方纯粹的“自由放任”，它是一种战略性的、制度性的承诺：即在经济活动领域，市场力量必须成为配置资源、决定创新方向的最高权限。政府的角色，必须彻底回归到“服务者”与“守夜人”。 这需要我们在三个核心领域进行坚定的改革： 1.建立不可动摇的法治保障：首要任务是彻底保障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和契约的严肃性。这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中的条款，而是要通过透明、可预测的司法实践来落地。必须明确行政权力的边界，任何涉及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都必须有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程序。当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真正相信他们的财富和努力会受到不可侵犯的保护时，长期投资的信心才会回流。这种信心的重建，需要时间和行动的积累，容不得半点犹豫。 2.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定位：政府必须将重心彻底转移到市场失灵领域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这意味着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投入。这不仅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更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关键。只有政府承担了社会托底和基础创新的责任，企业才能心无旁骛地在市场前端进行竞争和创新。政府不是去“挑选”哪个产业会赢，而是去“建设”所有产业都能赢的基础设施。 3.真正实现公平竞争的制度化：必须打破那些通过隐性行政手段形成的垄断和不平等。无论是国有企业在融资成本上的优势，还是部分地方政府对本土企业的过度保护，都必须通过统一、透明的竞争法和反垄断机制来消除。要让所有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的、民营的、还是外资的，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依靠效率和创新赢得竞争。只有当行政力量彻底停止在市场中的“裁判兼球员”角色，市场才能发挥其“优胜劣汰”的净化作用。 这三方面的改革，指向的都是将权力归还给市场。这不仅是经济效率的要求，更是国家治理信心的体现。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没有试错的时间和空间。只有以坚不可摧的决心，找到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才能在与美国的系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历史的教训与中国的独特选择：日本的宿命不可能是中国的终局 我们回过头来看日本的教训：日本的失败，根植于其不彻底的主权。它的经济天花板，是由外部力量（美国）决定的。日本在经济上的一切挣扎，最终都会被其在安全和政治上的依附性所抵消。因此，日本的教训，是关于一个非完全主权国家在试图挑战宗主国时所必须承担的宿命。 而中国，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底色和战略纵深： 中国是拥有完全主权和核威慑能力的国家。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独立的工业体系。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的，且仍在持续扩张的内需市场。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根本性的优势，中国才拥有日本梦寐以求的选择权——即自我修正和自我改革的权力。 我们面临的困境，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而是我们在发展道路上，主动或被动地在“效率”与“公平”、“市场”与“行政”之间，做出了暂时偏离最优路径的选择。我们有能力、也有体制空间去纠正这些偏差，重新确立市场的绝对领导地位。这是中国与日本最根本、最决定性的不同。 因此，停止用日本的失败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停止用错误的类比来掩盖真正的体制问题。日本失去了三十年，那是它结构性的宿命，绝不是中国的终局，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中国经济的困境有其独特的原因，也有其独特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路要自己走，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的方法解决。而这个方法，简单说就是敬畏市场、尊重企业家、保障产权、回归法治。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就能重新焕发活力，彻底摆脱“日本化”的虚假阴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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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公司研究室，作者 | 宋志平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不少人误认为，要竞争就不可能合作，市场竞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 其实，竞争有好坏之分，良性、有序的竞🙄争是好竞争，而恶性、无序的竞争是坏竞争。良性竞争创造价值，恶🤔性竞争毁灭价值。 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竞争通常表现为片面追😊求低价格的过度同质化竞争，不仅会导致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下降，🌟还将影响上市公司的市值，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以及上证指数等，所以🤔必须综合施治，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和升级🤯。 传统“量本利”的失效与教训 价格是企业的生命❤️线，必须认真对待。不少人认为产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是客观的🙄，企业只能适应。 但事实是，市场价格往往是由卖方进行恶🥳性竞争而形成的不合理的低价。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常大😆打价格战，结果价格大幅下降，全行业亏损，没有一个胜利者。 😘 在买方市场中，产品供大于求，市场已从供给制约转为需求制约💯。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再去增加产量，不仅不能摊薄固定成本，反而🙌会增加变动成本，致使流动资金紧张。更为严重的是，产能过剩引发❤️企业之间愈演愈烈的低价倾销和恶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导致亏损。 举个例子，卖20万辆汽车比卖10🥳万辆汽车的单位成本更低，表面上看也能获得更多的盈利。但在过剩😆经济背景下，生产10万辆汽车能卖得出去；生产20万辆汽车，就😍有10万辆卖不出去，不但没有真正降低每辆汽车的单位成本，还会🤩占用大量的流动资金。 不少企业在经济危机和过剩时期采取😀了降价放量的竞争策略。这样的策略往往使企业的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因为市场这时本来就在萎缩，企业放量销售完全是逆市场操作。理🙄智的做法是竞争各方尽量合理地减产，在降价上慎之又慎，用减产保😘价的方式渡过难关。 水泥行业的启示：限电保价 2😘011年下半年，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再加上节能环保的需要，浙江😁、江苏等地方政府对工业企业采取了分期分批控制用电的措施，这些😡企业中也包括水泥企业。一开始，不少水泥企业跑到电力局，希望不😆要拉闸，后来大家发现拉闸限电后，水泥价格竟“因祸得福”，每吨🤔涨了100多元。虽然水泥产量少了一些，但是利润提高了许多。2🎉011年，整个水泥行业的利润竟破天荒地超过了1000亿元，这😁种增长确实得益于限电。 这件事提醒我们：过去把竞争焦点🔥放在量上，价格不停地往下降，企业赚不到钱；现在减量了，企业反😢倒赚了很多钱。可见，行业的主要矛盾是价格，不是量，而且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想放量也放不了，因为这时的水泥产品价格弹性更是😉微乎其微。 通过这一年，大家认识到，影响企业效益的是价😂格，影响价格的是供需关系，这就把逻辑讲通了。量多不赚钱，量少🙄才赚钱，要想取得可观的利润，就不能盲目地靠放量降价，而是要进⭐行产销平衡，以销定产，稳产保价。可以说，限电事件对水泥行业来🌟说既是一场市场教育，也是一场价格教育。 构建“价本利”⭐新模式 面对“量本利”的失效，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一种全新🚀的盈利模式：价本利。“价本利”模式不再将企业的盈利核心立足于🥳产量的增加，而是实行“稳价、保量、降本”的六字方针。 🤩它的基本要义有两点：一是通过稳价保价手段，使价格处在合理的水😂平区间，使它不严重偏离产品的价值；二是控制一切应该控制的成本🤩。 “价本利”是从传统的“量本利”发展而来的，并不是对🎉“量本利”的否定，而是针对行业关键矛盾的转化提出的新模式。 🙄 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价本利”重构合理的价格体系，不是🤯围绕“增量”压价销售，而是围绕“稳价”以销定产、降本增效，维😘护区域市场供需平衡。 “价本利”追求的是稳定价格，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让市场有序化，不漫天要价也不恶意杀价，在市场😡、客户、竞争者都能接受的情况下追求价格理性化。 （来源😂：《硬道理》，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