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股份违规担保再引千万诉讼,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延期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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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财立方 记者 夏晨翔】10月9日晚间,威龙股份发布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揭开公司历史遗留违规担保问题的新进展。 同日,公司还披露,因资金安排等因素影响,控股股东此前承诺的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却尚未落地。 叠加近年来,威龙股份的业绩持续承压,这家葡萄酒企业或正面临着多重经营与治理挑战。 违规担保余波未平,涉及千万补充赔偿责任 威龙股份此次被诉,源于其在2018—2019年期间,涉及2.51亿元的违规担保行为。 其中,2019年5月至6月,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曾三次与兴业银行烟台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累计借款金额达3390万元。 而威龙股份就上述借款与兴业银行烟台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故需对不能清偿的部分借款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2021年9月28日,兴业银行烟台分行将相关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信达资产;2024年7月4日,信达资产又将该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了本次诉讼的原告。 目前,原告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威龙股份对龙口酿酒公司在上述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涉及金额1017万元。 威龙股份在本次公告中提示,本案尚未开庭,最终对公司的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审理结果为准。 不过,威龙股份亦表示,2021年,公司曾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就部分违规担保承担赔偿责任,针对上述未进入诉讼程序的3390万元违规担保,当年已全额计提损失。 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延期,实控人涉案或添变数 与此同时,威龙股份控股股东的增持承诺也陷入“逾期未履行”的尴尬境地。 威龙股份曾发布公告称,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信心,控股股东星河息壤计划自2024年11月30日起,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区间为不低于1000万元(含)、不超过2000万元(含)。 此后,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又延长6个月,至2025年11月30日。 然而,截至威龙股份最新公告披露日,该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但因“资金安排等因素”,星河息壤尚未增持任何股份,增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威龙股份在最新公告中强调,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可长期投资价值”,将继续择机履行增持计划。 大河财立方记者注意到,控股股东及实控人的稳定性或是影响此次增持计划的重要变量。 就在上述增持计划宣布后的2024年12月25日,威龙股份突发公告称,实控人闫鹏飞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桓台县公安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公告未披露具体案情。 展开全文 公开信息显示,威龙股份创始人、原实控人王珍海曾因2019年的违规担保问题,导致所持股权被司法冻结。 此后公司股权结构几经调整,2023年5月,山东九合云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星河息壤”)成为第一大股东,其董事闫鹏飞通过与其他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成为公司新实控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宣布增持计划延期之前的5月9日,威龙股份发布利润分配方案变更公告。内容显示,公司原计划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然而,控股股东星河息壤却提议变更方案,以3.32亿股为基数,每10股派0.09元现金红利,总计获得298.87万元,占威龙股份2024年净利润的29.13%。 在今年9月19日举行的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闫鹏飞现状”及“增持计划进展”已成为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公司仅回应“尚未收到闫鹏飞事项进一步通知”,并表示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履行增持承诺”。 业绩 “上市即巅峰”,营收净利润波动加剧 作为一家集葡萄种植、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葡萄酒企业,威龙股份于 2016 年登陆上交所主板,但上市后随即陷入“上市即巅峰”的困境。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从8.31亿元大幅下滑至3.93亿元,降幅超50%;归母净利润更是连续恶化,2019年由盈转亏,当年亏损2587万元,2020年、2021年亏损额进一步扩大至2.2亿元、4.14亿元。 尽管2024年公司业绩出现短暂回暖,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归母净利润1026万元,但盈利稳定性仍存疑。 今年上半年,受葡萄酒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威龙股份实现营收1.87亿元,同比下降15.27%,归母净利润重回亏损区间,亏损240.2万元,同比下降125.42%。 其中,低端、中端和高端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1.06亿元、4834.92万元和1520.35万元,同比分别下降25.66%、9.97%和5.23%。 对于公司相关情况,大河财立方记者致函威龙股份董秘办,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责编:王时丹 | 审校:李金雨 | 审核:李震 | 监审:古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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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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