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两层楼梯就疼得直咧嘴，蹲下来系个鞋带都要咬着牙。”过去两年，58岁的张阿姨尝试过吃药、贴膏药、做理疗，可膝盖疼痛不仅没缓解，反而越来越重。“听说膝盖疼严重了要手术，可一想到要换整个膝盖，我就打怵。”像张阿姨这样的患者，在骨科门诊并不少见。当保守治疗不见效，不得不考虑手术时，很多人都会和她一样，误以为“换整个膝盖”是唯一选择。事实上，膝关节手术远非“一刀切”。医生会根据膝盖的“受损情况”，给出精准的“维修方案”。 日前，记者采访西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春。刘玉春详细拆解了膝盖的“构造密码”：膝盖能灵活活动，全靠3块关键骨头“搭班子”，即大腿的股骨、小腿的胫骨，再加上负责“护驾”的髌骨。骨头与骨头之间，藏着两层“保护装置”——起缓冲作用的“软垫子”（关节软骨）、能吸收震荡的“减震垫”（半月板），还有牢牢稳住关节的“固定带”（韧带）。一旦这些“零件”出现磨坏、撕裂或松弛，膝盖自然会疼得钻心，严重影响日常活动。 面对不同的膝盖问题有不同“维修”方式。医生会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疼痛程度、日常运动需求，量身定制最佳方案，具体可分为四大类： 关节镜手术属于微创“小检修”，手术通过在膝盖上开2-3个仅1厘米的小孔，将微型摄像头伸入关节内，医生通过屏幕清晰观察内部情况，再用专用器械修复受损半月板、缝合松弛韧带，或取出关节内卡顿疼痛的“小碎骨”（游离体）。适配半月板撕裂、韧带松弛，或膝盖内有“小疙瘩”（游离体）导致卡顿疼痛的患者。手术优势为伤口小、出血量极少，术后恢复快，通常几天就能下床活动，住院周期也大幅缩短。 如果膝盖疼痛是因为腿型异常（比如O型腿、X型腿），导致膝盖单侧过度磨损，那截骨术就是合适的选择。手术原理是通过精准截断小腿骨（胫骨）或大腿骨（股骨）的一小段，调整骨骼的角度，把膝关节的受力点从磨损严重的一侧，转移到完好的另一侧，让过度承压的内侧“休养生息”。这种手术适合年龄不满60岁、有运动需求的患者。它的核心优势是无需置换关节“零件”，能最大程度保留自身膝关节，术后恢复良好的患者，甚至可以重新进行跑步、爬山等中高强度运动，找回年轻时的活动能力。 要是膝盖只有单侧（单一间室）受损严重，其他部位还完好，就不用“全换”，可以选择部分膝关节置换术——只针对性替换受损间室的关节面，完好的间室与韧带、半月板等结构则全部保留。这种手术适合膝关节单侧疼痛明显，且膝关节韧带功能完好、腿型无明显畸形（非O/X型腿）的患者。相比全膝置换，它的手术创伤更小，术后恢复速度更快；而且因为保留了大量自身关节结构，术后膝关节的活动感受更接近原生状态，不用长时间适应“人工关节”，日常活动时也更自然。 如果膝关节的3个间室都出现严重病变，伴随全膝持续性疼痛、肿胀，甚至已经发展成严重的O型腿或X型腿畸形，连日常短距离行走都会受到困扰，那就要考虑全膝关节置换术——相当于给膝关节做“整体翻新重建”。手术时，医生会将膝关节内严重磨损、变形的股骨、胫骨表面软骨及部分骨组织精准切除，然后为其套上定制化的金属“假体帽”，并在金属假体之间植入高耐磨的聚乙烯垫片，共同构成全新的人工膝关节结构。这种手术的优势是能快速且显著缓解疼痛，同时矫正腿型畸形；而且优质的人工假体使用寿命可达15-20年，完全能满足患者术后日常行走、买菜、接送孩子等生活场景需求。 刘玉春医生也提醒，膝关节问题越早干预效果越好，若出现持续疼痛、活动受限等情况，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骨科就诊，明确病因后再制定治疗方案，避免因拖延导致病情加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江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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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