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外参财观 文 | 外参财观 在区域银行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作为湖南省城商行“领头羊”的长沙银行，在2025年上半年交出了一份营收微增、利润承压的成绩单。财报显示，2025年1–6月，长沙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2.49亿元，同比增长仅1.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21亿元，同比增长2.83%。尽管资产规模突破万亿，达1.1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2%，但营收增速已连续多个季度在低位徘徊，远低于2021–2023年平均双位数增长的水平。 对比同期湖南银行营业收入89.34亿元、同比增长4.12%，以及三湘银行依托科技赋能、营收增速达8.5%的表现，长沙银行的这份“成绩单”显得成色不足。在湖南农商行系统内规模居首的长沙农商行，虽未上市，但凭借深耕县域、存款成本低的优势，净息差长期稳定在2.5%以上，盈利能力不容小觑。 摆在长沙银行新一届董事会面前的，不仅是同业追赶、利润空间收窄的挑战，更是区域经济转型、信贷需求分化、资产质量承压的多重考验。 增速“失速”问题？ 今年上半年长沙银行的营收增速有所放缓，一是利息收入的空间被压缩了，二是中间业务没太大起色，另外部分贷款的投放进度也比预期慢了一些。 不过客观来看，公司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表现还是挺稳的。到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率是1.16%，跟年初基本持平；拨备覆盖率则保持在309.42%的高位，明显超出行业平均水平，应对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充足。还有一个亮点是存款，总额突破了8200亿元，比年初增长超过9%，而且低成本存款的比例在提升，负债结构其实是在优化的。 但深层次的问题也在慢慢浮现。最明显的就是净息差，上半年只有1.81%，比去年同期又降了12个基点，这已经是连续多个季度往下走了。虽然银行也在努力调整贷款结构、控制负债成本，可整个市场利率在走低，企业信贷需求又不够旺，想稳住息差确实非常困难。 更关键的是，长沙银行的业务结构还是太依赖对公贷款和地方政府相关业务。到6月末，对公贷款占总贷款比例超过65%，而这里面又有近一半投向了基建、房地产和它们的上下游产业链。这类业务虽然单笔金额大、风控也相对成熟，但随着地方债务化解和“房住不炒”政策的推进，长期增长空间会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受到单个行业波动的影响。 另一边，零售金融虽然是战略重点，但上半年零售贷款只增长了5.8%，增速还不如对公；零售业务对营收的贡献也仍然低于30%。不管是信用卡、消费贷还是按揭，都面临湖南本地银行、农商行，还有互联网平台的激烈竞争。 中间业务算是一个明显的短板。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1.52亿元，还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在财富管理、投行、交易银行这些高附加值领域，长沙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比，产品力有差距；跟三湘银行这类本土机构比，科技响应速度又不够快，导致中收增长一直没什么起色。 竞争与转型的双重挤压 今年5月21日，长沙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赵小中再次当选为董事长。新一届董事会由原来的10席扩容至11席，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1名董事长+1名执行董事+1名职工董事+4名股东董事+4名独立董事”的新格局。 展开全文 摆在面前的不仅是管理层的交接，更是一场战略转型的双重考验。既要守住前任依靠政商关系和网点规模打下的基础，继续保持在存贷款市场上的份额；又要加快补齐业务结构和数字化转型的短板，推动一场真正深入的市场化改革。 从最近的动作来看，长沙银行确实在努力寻求改变。比如加大了科技投入，优化手机银行APP的功能；也开始试水财富管理业务，推出更多净值型理财产品。同时，银行还提出要聚焦“湖南主战场”，推进“县域金融”和“智慧金融”战略，希望在本土市场挖掘更多潜力。 不过，目前这些转型举措看起来还是“雷声大、雨点小”。零售业务的占比提升不明显，财富管理也还没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智慧金融”虽然听起来前景不错，但要真正形成规模化和差异化竞争力，仍需时间。更关键的是，长沙银行似乎还没找到一条能兼顾对公业务传统优势和零售、中间业务发展的平衡路径。战略上常常在“固守传统”和“被动追热点”之间摇摆，影响了实际效果。 长沙银行目前最大的底气，仍然来自于它在湖南省内，尤其是长沙地区广泛的网点覆盖和深厚的政企关系。这些资源确实为它构筑了一道护城河。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区域优势和关系壁垒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特别是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异地银行加速渗透、金融科技公司不断涌入的今天。 湖南银行、长沙农商行、三湘银行等本地对手，也正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持续发力。湖南银行凭借合并后的规模效应和更均衡的网点布局，对公业务做得扎实；长沙农商行则靠贴近社区、服务小微的灵活机制，形成了独特的本土竞争力；三湘银行则专注于产业数字金融，在供应链和科技赋能方面走出了一条差异化路线。尽管长沙银行目前的区域龙头地位依然稳固，但领先优势确实正在被逐渐追赶。 长沙银行如何破局？ 整体来看，长沙银行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不仅资产规模突破万亿、网点遍布全省，而且在政府资源和品牌认知方面具备深厚基础。不过，眼下区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金融脱媒趋势加剧，利差也在持续收窄，这些外部变化都给银行的增长带来了现实压力，转型已经非常迫切。 对公业务方面，不能只靠规模扩张，必须转向“结构优化”。一方面要继续稳住政府平台、基建这类传统业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信贷投入。虽然今年上半年科技贷款增长了28%，绿色贷款增长了35%，增速确实亮眼，但目前这两块加起来占对公贷款的比例还不到15%，基数仍然偏低。接下来怎么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好平衡，特别是针对新经济企业建立有效的风控模型，是银行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零售金融是银行必须攻克的“第二增长曲线”。目前零售存款占比已经超过40%，但零售贷款的比例仍然不高。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个人经营贷、消费贷和财富管理这三大板块。尤其是财富管理，长沙银行客户数量虽然庞大，但管理的客户资产规模与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领先同行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要补齐这块短板，就需要加快搭建开放式的产品平台，提升自身的投研和资产配置能力。 最后，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尽管目前不良率总体稳定，但关注类贷款占比已升至2.85%，比年初略有上升；同时，房地产行业贷款的不良率也达到了2.31%，后续风险仍需警惕。在经济下行的阶段，能否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非常考验整个银行的风控能力和应对定力。 结语： 当下的长沙银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是过去依赖的“规模扩张”老路，另一边则是面向未来的“价值驱动”新路。继续走老路，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规模上的体面，但增长的潜力和市场的认可度，恐怕会越来越低；而选择新路，虽然挑战重重，却是一条通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经过多年发展，长沙银行已经成为湖南金融业的一张名片。如今，以赵小中为核心的管理团队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让这面规模领先的旗帜，进一步转变为一个更有活力、更善创新、更具竞争力的现代金融服务集团。 没有哪家银行能仅靠单一优势实现长青。长沙银行并不缺网点、不缺客户基础，更不缺地方政府的支持；它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战略重塑，从一家靠规模取胜的“大银行”，进化成一家靠价值引领的“好银行”。只有完成这场蜕变，才能在未来多变的环境中行稳致远，真正从“湖南的银行”，升级为整个银行业中“代表湖南水准的标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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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