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人类是如何发明“国家”这个概念的？ 一年之中，总有特定的日子被全球各大文明赋予无可替代的庄严感。从巴黎到新德里，从七月的华盛顿到十月的北京，那就是"国庆日"。 这一天，我们被集体仪式感所包裹——旗帜升起，军乐奏响，人群聚集。庆祝一个“国家”的诞生或独立。 这是一个被所有现代人类习以为常的政治概念。 但是，“国家”这个概念，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它不是一种自然法则，而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为了解决效率、安全和规模化这三大组织难题，所完成的政治工程学的终极发明。 今天咱们从历史的纵深中，重新审视“国”的起源，并理解不同文明的庆典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价值追求。 一、“国”的起源：人类政治组织的三次跃迁 要理解现代国家，必须回到其演进的起点。人类的政治组织，从数万年的血缘部落，到今天的民族国家，经历了三次跃迁。 在农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组织逻辑非常简单且刚性：血缘。你属于哪个氏族、哪个家族，你的身份、义务、权利便被锁定。那时的“我们”，是基于血脉亲情的“我们”。 农业革命带来的定居生活，是第一次组织重构的催化剂。人们开始在特定的地域上耕作、生活、积累财富。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社会认同的基石从“垂直的、不可选择的血脉”，转向了“水平的、可界定的土地”。当部落开始有了固定的疆域、有了共同面临的河流或山脉，地域的概念取代了血缘，成为定义共同体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历史中，这便是从炎黄部落到夏商周时期疆域观念的雏形。早期的“国”，是诸侯的封地，是带有血缘色彩的地域单位。 随着技术和财富的集中，城市开始成为文明的中心。城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组织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 在古希腊，城邦（Polis）不再是简单的血缘氏族聚居地，它拥有明确的公民概念、有公共的政治生活、有超越族长制的君主或共和体制。在罗马，法律和制度的复杂性开始压倒单纯的血缘或地域。 在这一阶段，“国”的概念开始与制度和法律捆绑。 一个人的归属感，不再仅仅来自他脚下的土地，更来自他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国”的概念更加残酷，它代表着排他性的疆界、统一的法律、以及动员战争的能力。 展开全文 政治权力的核心，从血脉的神圣性，转向了治理的有效性。 真正的现代“国家”（Nation-State）概念，直到近代才真正成型。它的诞生地，公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这个条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两大基石： 1.排他性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排他的权威，不受外界干涉。 2.内政不干涉原则：各国互不干涉内政。 更深刻的转变发生在内部：民族意识的觉醒。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某个国王的臣民，而是拥有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命运的国民。 你看，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场身份的转换：人们从服从于“神授君权”的臣民，转变为服从于“人民主权”的国民。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国庆节诞生的根本逻辑：我们庆祝的不是一个王朝的延续，而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共同体对自我的确认。 二、中国独特的演进：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革命 在这一漫长的演进中，中华文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即从宏大的“天下”（Tianxia）观念，到近代被动接受“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观念革命。 在传统中国，“国”与“家”是紧密相连的，但更宏大的概念是“天下”。 “天下”的核心理念是文明等级秩序：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同心圆结构。这种观念下，归属感来自于对文化、制度和礼仪的认同，而非单纯的血缘或地理边界。 皇帝是天子，是天下共主。那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它在内部追求大同，对外追求华夷之辨，但其政治合法性源于天命和文化感召力，而非现代的主权法理。 西学东渐，特别是19世纪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这种天下观念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当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带着明确的主权、边界、条约概念出现时，中国的“朝廷”才痛苦地意识到，国际竞争的规则早已改变。 那问题来了，中国的现代国庆，庆祝的是什么？ 它必须完成两项任务： 1.政治上的革命：终结帝制，建立共和，最终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获得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合法性。 2.文化上的整合：将传统的文化认同（天下）与现代的政治认同（国家）相融合，建构出“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一现代共同体概念。 所以，中国国庆日（10月1日）的象征意义，是百年屈辱的终结，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庄严重生。它既包含西方语境中“独立宣言”的政治主权宣示，又承载着东方文明“大同”理想的现代延续。 三、世界各大文明的庆典表达：理念与制度的镜像 国庆日，是各国对“国家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一场最隆重、最公开的集体价值宣示。 你想想看，全球的庆典方式为何如此不同？因为它就是该国立国理念和制度基石是不同的。 我们来重点解读几种差异： 美国独立日，没有中央政府组织的宏大阅兵，绝大多数是民间自发组织。人们庆祝的是1776年《独立宣言》中所确立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抽象理念。 这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国家是为个人自由服务的工具。庆祝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胜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的展示。所以，它以轻松、多元、家庭式的BBQ和烟花为主要形式，这与它的立国哲学——强调地方自治、警惕中央集权——高度一致。 法国7月14日，庆祝的是攻占巴士底监狱，象征着人民主权的觉醒，是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精神。因此，它的阅兵和游行，充满了共和精神和对自由、平等的价值宣示。 而俄罗斯5月9日的胜利日（也具有国庆功能），庆祝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发现没有，这种庆典的重心是集体荣誉和历史记忆。它通过红场阅兵等形式，不断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功绩和地位，强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新中国国庆庆典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双重性： ·对内：它是一种绩效合法性的展示。群众游行中各行各业的成就展示，主题从早期的政治口号转向今天的生活愿景和科技成果，目的是向国民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发展是有成效的。这连接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激发了情感共鸣。 ·对外：阅兵仪式不仅是国防力量的和平展示，更是对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负责任的、具有高度民族自信的大国正在崛起。它体现了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今天的“强起来”的时代演进。 四、深层逻辑：庆典仪式与国家的合法性建构 作为一个商业观察者和组织管理专家，我深知仪式对于任何组织的价值。国庆庆典，就是现代国家用以强化身份、重塑记忆、建构合法性的终极“超级仪式”。 任何大规模的集体仪式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 ·身份确认：在这一天，所有地域、阶层、职业的人们被同一个符号（国旗、国徽、国歌）所连接，暂时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差异，强化了国民身份的认同。 ·记忆重构：庆典通过特定的历史叙事，塑造和维护集体的历史记忆。例如，通过阅兵对军队的致敬，通过游行对特定历史事件的重现，它告诉国民：“你的过去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未来也将是如此。” ·情感动员：隆重的仪式能够极大地调动和集中社会情感，它将抽象的“爱国主义”转化为具体的热血沸腾和共同体归属感，为国家行为提供强大的心理基础。 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其合法性（Legitimacy）。庆典仪式，正是对这些合法性来源的集中宣示： ·历史合法性：通过回溯建国时的艰辛、革命的胜利、民族的觉醒，证明国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绩效合法性：通过展示经济、科技、国防上的成就，获得民众的认可，证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价值合法性：通过反复宣扬“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或“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证明国家制度的合理性。 国庆节，便是这三种合法性来源的集中爆发与对外输出。 五、全球化时代的“国”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国家”这个概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 你看，传统的领土主权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跨国传播、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超国家治理问题的挑战。信息和资本的流动速度，已经远超国界的限制。 但同时，国家认同的价值也在不断凸显。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一个稳定的、有力的、能够提供安全感的共同体，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国庆，便是这种安全感和共同体意识的集中投射。 现代文明不是“反国家”的，而是要求国家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政治工程学”的使命——在不断演进的效率与成本博弈中，持续提供稳定、安全、高效的治理。 国庆不仅仅是庆祝，更是思考：我们所在的这个“国”，从何而来，正在向何处去？理解“国”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中的三次宏大跃迁，以及各大文明在国庆日所表达的深层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重新定义我们的文明自信与共同体认同。 祝你假期快乐，关注一下我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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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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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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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