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消息，10日傍晚，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发表了战后80年“个人见解”。《日本经济新闻》10日报道称，石破茂的“个人见解”全文为7页A4纸，大约6000字，从政府与议会体制入手，分析日本走向鲁莽战争的原因，明确表示“继承过往首相谈话的历史认知立场”。 受访专家10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石破茂“个人见解”的意义在于对战前日本政治和体制缺陷进行深入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当前日本国内蔓延的历史修正主义，也可以看做是对高市早苗所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一种委婉警告。但对于严重缺乏正确全面历史认知的日本社会而言，石破茂发出的警告实际作用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扭曲的历史观和修正主义思想。 是个人夙愿，也是对党内制约的正面回应 根据日媒发布的石破茂“个人见解”全文，其在开篇即表明“此前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均发布了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关于历史认知，我也继承了历代内阁的立场”。石破茂称，过去三次谈话中，对于“为何未能避免那场战争”的问题触及不多。其以“国内政治体系为何未能遏制战争”为核心，剖析了当时日本在宪法、政府、议会、媒体以及信息收集分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称“战前的日本，缺乏将政治与军事适当整合的机制”，“统帅权”的含义逐渐被扩大解释，而“原本应承担对军队统制职能的议会，也逐渐丧失了其功能”。 石破茂称，政治家必须具备不向无责任的民粹主义屈服、不随波逐流的尊严与责任感。为防止政府做出错误判断，议会和媒体应发挥制衡作用。他表示，“我们必须始终在历史面前保持谦逊，将教训深刻铭记于心。”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笪志刚10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自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在“逢十”周年发表历史问题谈话已成为惯例。日本政府曾在战后50年、60年、70年之际，通过内阁决议发表首相谈话。石破茂原本希望同样以内阁形式发表谈话，但受到党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制约未能实现，对此“心有不甘”。因此即便改用“个人见解”的形式，也要发出声音，此举既可视为其个人夙愿，也可视为其对党内制约的正面回应。 “与此同时，石破茂也试图以这种方式留下历史印记和政治遗产。”笪志刚称，“通过发表‘个人见解’，石破茂既能在日本宪政史和政党史上留下印记，也借此向外界展示其作为政治家对历史认知的客观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旨在警示日本社会：如果不认真审视历史问题，未来可能重蹈覆辙。这也是他在与党内及社会保守势力的博弈中，为自己留下的思想记录，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10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石破茂以“个人见解”的形式，深入全面阐释日本为什么会走向战争以及政治权力未能阻止战争的内在机制，这在战后日本首相中是首次，这也是他坚持要发表这次感想的理由所在。尽管迄今日本首相发表的三次“战后谈话”中不同程度包含对历史的反省，但石破茂的重点在于对战争“形成过程”的反思，侧重剖析“政治的失职”和“军方的暴走”等内部原因，这种讨论角度上是之前的政治领导人层面没有过的。 项昊宇称，在当前的日本政治生态中，石破茂作出这番谈话，需要政治勇气，还是应当予以肯定。他的讲话既聚焦日本为何走上战争道路，也借古讽今，委婉批评了当前日本国内有所蔓延的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风潮。 自民党内“保守回归”趋势下的路线分歧 展开全文 据《产经新闻》报道，尽管石破茂以“个人见解”的形式发布内容，但自民党内对其表态的反对声浪强烈，部分人士要求“搁置见解发布”。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明确表示反对称：“战后70年谈话已是最佳版本，无需新的表态。”《产经新闻》评论认为，这一立场凸显出自民党内部在“保守回归”的趋势下，对历史认知议题的路线分歧。 日本《每日新闻》10日也称，自民党在总裁选举中选出了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为新总裁。在“保守回归”趋势日益明显的自民党内，对首相“个人见解”的否定声音逐渐增强。 对此，项昊宇分析认为，自民党内围绕石破茂“个人见解”的尖锐分歧，深刻反映了自民党乃至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深层裂痕，以及日本政界不同政治路线间的激烈斗争。这种裂痕的核心在于以为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秉持修正主义的二战史观，主张日本应停止“道歉外交”，旨在恢复日本的国家名誉和民族自尊，借此服务于推动修宪强军议程。而以石破茂为代表的稳健务实路线则倾向于在继承历史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日本为何陷入战争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来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项昊宇称，石破茂采用这种形式既能表达其对战争根源和当前日本政治危险性的反思，又能策略性地避免了与党内保守势力在“历史认识”核心措辞上的直接冲突，从而得以在历史问题上划清温和理性路线与高市早苗等保守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界限，并为自己留下独特的、专注于历史反思的政治遗产。 他表示，石破茂“个人见解”的意义在于对战前日本政治和体制缺陷进行深入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当前日本国内蔓延的历史修正主义，也可以看做是对高市早苗所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一种委婉警告。但对于严重缺乏正确全面历史认知的日本社会而言，石破茂发出的警告实际作用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扭曲的历史观和修正主义思想。 石破茂“个人见解”中的局限性 日本共同社称，石破茂在“个人见解”中强调“必须把历史教训铭刻于心”。他主张称，通过每个国民对先前的大战与和平的方式进行主动思考，和平国家的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强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历史认知问题时，石破茂仅表明“继承历代内阁立场”，日本TBS电视台称其“回避了直接提及战争责任”。 “我们必须注意到石破茂‘个人见解’中的局限性。”笪志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的讲话提出了值得重新思考的方向，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回避了日本的加害责任和侵略本质，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遗憾。从石破茂此前在联大演讲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同样回避了‘侵略’‘道歉’等关键表述，未直面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者责任，因此很难期望其会就日本的侵略历史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恳道歉。” 项昊宇在采访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称，石破茂本质上还是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认识也有其局限性。他的“个人见解”回避了“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等直接措辞，而集中于对“军政关系”和“战争机制”的反思，这种处理方式，既是他个人认知局限性的体现，也是为了避免可能引发强烈争议，影响到这份谈话的分量和效果。这种做法短期内或许能避免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并为日本政治留出一定缓冲空间，但从长远来看，无助于真正改善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 项昊宇进一步分析称，石破茂没有明确对日本侵略历史进行直接道歉，仅笼统表示继承迄今首相谈话中的反向和道歉表态，实际上还是回避了日本的“加害责任”，是对历史问题缺乏彻底反思的表现，这没有满足亚洲邻国的期待，也注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难以获得邻国的充分信任。中方会继续敦促日本政府和政治家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加害责任，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原标题：【解局】7页A4纸，避谈“加害责任”，石破茂卸任前的“个人见解”说了啥？ 编辑：陈艳琦 责编：吴光亮 审核：廖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