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曾经我的一位管理咨询导师告诉我：“数字是商业世界里最诚实的语言，但它也最会撒谎。你要学会听懂它没说出口的部分。” 2025年秋天，一个数字，或者说一组数字，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了它没说出口的咆哮。 145%。 当美国宣布自11月1日起，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0%关税，叠加在现有税率之上时，这个数字就成了悬在全球供应链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你想想看，一件出厂价100美元的中国商品，漂洋过海抵达洛杉矶港，它的价格标签瞬间变成了245美元。这不是调节，不是壁垒，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拒绝入境”。这面墙，比柏林墙更决绝，因为它试图隔绝的，是过去四十年里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血脉。 更让我感到寒意的，是特朗普这次挥舞的关税大棒，并非只针对中国。加拿大，这个在文化和经济上与美国亲如手足的邻居，被课以35%的重税；欧盟，在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后，才勉强拿到一个15%的“互惠”税率。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过去我们挂在嘴边的“贸易摩擦”，这个词汇本身就带着一种温和的、可协商的、属于牌桌上的体面。但当税率的数字飙升到足以让任何商业模式瞬间崩溃的水平时，这已经不是摩擦。 这是战争。一场全面的、不加掩饰的经济战争。 作为一名商业观察者和组织管理专家，我习惯于穿透现象看结构。特朗普的这轮关税，其内在的结构性逻辑，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贸易保护的范畴。 传统贸易保护与经济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意图。 传统贸易保护，就像是在自家院墙上加装铁丝网，目的是为了保护院内的特定产业，税率通常在10%到30%之间，它试图改变的是贸易的“成本”，但并不想中断贸易的“连接”。 而特朗普的经济战争，则是在抽干护城河，炸毁吊桥。它的税率已经“核武器化”，目标是彻底切断贸易联系。 我们来看一组对比： 2022年，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是1.5%，这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经济体的数字，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8.9%。你细品，这是自1943年以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期的最高水平。一个和平年代的国家，采用了战时水平的关税，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战争信号。 展开全文 这种税率水平，已经超越了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贸易保护”的定义。它不再是防御，而是无差别的进攻。 从半导体（对华关税甚至可能触及250%）、汽车（25%），到钢铁铝材（50%），甚至延伸至冰箱、洗碗机等家电，再到厨房橱柜（50%），打击范围之广，几乎覆盖了现代工业的所有门类。这已经不是精准的外科手术，而是地毯式轰炸。 更关键的是，“关键软件”出口管制的实施，标志着战场的全面升级。如果说商品关税是经济战争中的“常规武器”，那么技术封锁，就是“战略武器”。它打击的不再是今天的流水线，而是明天的创新力。 这才是重点：这不是贸易问题，这是科技冷战的序幕。 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其明确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争，在我看来，其野心远不止是减少贸易逆差那么简单。他试图通过这场战争，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底层代码的重写。 对华策略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过去，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其潜台词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出改变，我将让你感到痛苦。”这是一种施压、一种谈判筹码，目标是迫使中国让步。 现在，145%的税率，其潜台词变成了：“我不想再和你做生意了。”这是一种切割、一种决裂，目标是实现经济脱钩。 这个税率是在用最直白、最粗暴的语言，向所有在中国设有供应链的美国企业下达指令：离开那里，回到美国，或者去任何地方，但不能再是中国。这是一场强制性的、由国家意志驱动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美国优先”的理念，正在被推向一个极端化的新阶段。 通过这种惩罚性的关税，强制跨国公司将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预计2025年，新增的关税将为美国联邦带来1713亿美元的额外税收。你想想看，这笔钱，相当于美国发动了一场“对内补贴、对外征税”的财富再分配。它将成为补贴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巨额资金池。 代价是什么？ 预计全年进口将因此下降7450亿美元。但这恰恰是特朗普想要的结果。他正在用全体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为美国制造业的复兴计划买单。这才是这场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它的军费，来自于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账单。 特朗普的“互惠关税”政策，公然违背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但他毫不在乎。 我曾在多个国际场合与来自欧洲的合作伙伴交流过，他们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感到震惊和愤怒，但更多的是无奈。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特朗普的目标不是在现有WTO框架内争取更大利益，而是要彻底废黜WTO这个“旧神”，建立一个完全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由双边协议构成的新贸易体系。 你发现没有，连加拿大、欧盟、日本这些传统盟友都未能幸免，这说明在特朗普的字典里，“盟友”的定义已经被改写。所谓的盟友，只有一种——那就是完全服从美国经济利益的国家。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经济宗主权”。 面对这样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中国的应对，也正在从被动的防守，转向主动的战略反击。这盘棋，已经下到了中盘，任何一步都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特朗普在声明中，将加征100%关税的直接原因归结为“中国计划实施大规模出口管制，涉及稀土等关键原材料”。 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中国的“挑衅”，不如说是中国的“对等反制”。当对手已经把经济武器化到极致时，任何一个有战略纵深的国家，都会动用自己最具分量的筹码。 稀土，就是中国的“核选项”。 中国控制着全球稀土供应链超过80%的产能。从新能源汽车的电机，到精确制导导弹的传感器，再到智能手机的芯片，美国最高精尖的产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 我们再深入一点，稀土出口管制，其战略意义不在于能给美国经济造成多大的直接损失，而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让这场经济战争的成本，变得让美国无法承受。这是大国博弈的底牌。 美国的软件出口管制，本意是扼住中国科技发展的咽喉。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外部的封锁，最终都会成为内部创新的催化剂。 我给阿里云、美团这些企业做咨询的时候，在耳濡目染的沉浸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科技企业那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底层技术自主的渴望。美国的封锁，恰恰为这种渴望提供了最强的正当性和最紧迫的动力。 从芯片设计、制造，到工业软件、操作系统，中国正在被迫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技术体系之外的完整生态。 长期后果是什么？ 一旦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实现了技术自主，美国将永久性地失去技术制裁这张王牌。这场经济战争，很可能以一种谁都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中国技术崛起的成人礼。 这场经济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可能不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过去四十年我们所熟悉和依赖的那个“全球化”世界。世界经济，正在被强制“巴尔干化”——分裂成一个个相互隔绝、彼此猜疑的经济板块。 全球化的本质，是效率优先。资本和生产要素流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方。但现在，安全优先正在取代效率优先。 企业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我认识的一位在东南亚设厂的朋友告诉我，他现在每天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向美国客户证明他的产品里“中国成分”低于某个百分比。全球供应链正在从一张高效协同的网络，断裂成一条条壁垒森严的壕沟。 而供应链重组的巨大成本，最终会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转嫁给全球的消费者。特别是美国家庭，他们将为这场战争付出最直接、最沉重的代价。 欧盟正处在一个极其尴尬和两难的位置。经济上，他们无法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安全上，他们又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特朗普那15%的“温柔警告”，实际上是在逼迫欧洲做出选择。 这场经济战争，正在催生新的国际阵营。它不再是冷战时期简单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基于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的，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破碎的多极博弈格局。 这场战争，不仅有外部战场，也有内部战线。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面临着严峻的法律挑战。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经裁定他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部分关税非法。今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将最终审理“互惠关税”的合法性。这背后，是美国立法权（国会）与行政权（总统）之间，关于贸易主导权的激烈博弈。 但无论法律战结果如何，经济后果已经显现。145%的关税将直接推高商品价格，供应链重组会增加生产成本，我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迎来新一轮全面的、棘手的通货膨胀。 同时，全球贸易的大幅萎缩，必然会冲击那些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而各国为了规避美元支付体系的风险，也必然会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 你细品，这场战争，最终可能动摇的，是支撑美国霸权的两个基石：美元和全球贸易规则主导权。 特朗普的高额关税政策，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个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以合作共赢为主旋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更加分裂、更具对抗性的世界正在到来。 这不再是简单的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关乎全球经济秩序如何重构的经济战争。145%的关税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是在用炮火，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转机。外部的极限压力，正在倒逼中国加速构建更为强大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倒逼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也可能推动“南南合作”，团结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经济合作体系。 历史告诉我们，当贸易战升级为经济战争时，往往预示着更大规模冲突的来临。我们当然希望这一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必须在这个正在分裂的新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位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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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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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