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仅剩一天，特朗普的造势活动进入尾声，内塔尼亚胡利用停火谈判为他站台。但分析人士指出这番努力很可能落空，预测平台近期显示其获奖概率仅为4%。 周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加沙战争停火谈判中抽身，转而在X平台发布了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照片中，他正将一枚巨大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挂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脖子上。 内塔尼亚胡写道：“这是他应得的！” 这张合成照片是一场国际造势活动的最后一击。该活动旨在说服决定该奖项归属的、行事隐秘的挪威五人委员会，让特朗普成为第五位获得该奖项的美国总统。 分析人士称，特朗普一直执着于这个奖项，数月来，国内支持者以及希望获得他青睐的国际领导人纷纷加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势活动。委员会定于周五公布今年的获奖者，这番努力很可能会落空。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尼娜·格雷格（Nina Graeger）表示：“像今年这样公开提名和造势的情况极为罕见。”她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旨在表彰可持续且持久的和平”，“基于这一点，我认为特朗普今年不太可能获得该奖项”。 尽管特朗普的造势方式非常规，但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特朗普本人、其支持者、各国国家元首以及加沙人质家属等团体均表示，他为推动加沙、乌克兰等地停火谈判所做的努力值得该奖项予以认真考量。他们还提到了特朗普在多项和平事务中所做的贡献，涉及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柬埔寨与泰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以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等多组国家之间的和平进程。 倘若加沙停火协议最终促成战争结束，那么无论特朗普的游说方式多么非常规，都可能显得合情合理。 周四，特朗普在白宫表示：“我达成了七项协议，解决了多场战争——其中一场持续了31年，一场34年，一场35年，还有一场10年。这将是第八场。”他还补充道，自己并不清楚诺贝尔委员会“究竟会如何决定，但我清楚一点：历史上从未有人能在九个月内解决八场战争”。 特朗普的诺贝尔和平奖造势活动，为外国领导人及美国国内政客开辟了一条赢得他好感的新途径。 在8月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表示，他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诺贝尔委员会最终能认清形势，意识到您（特朗普）是诺贝尔和平奖设立以来最优秀的候选人。” 一些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家属也对特朗普表示支持。他们在近期致诺贝尔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称：“过去一年里，没有任何领导人或组织能比特朗普总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更大。许多人都在高谈和平，而他却将其变为现实；其他人空口许诺，他却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拯救了无数生命。” 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最后时刻的游说不太可能影响委员会的决定。 诺贝尔奖提名者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现任及前任委员会成员以及往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等，他们可向挪威议会任命的五人委员会提名候选人。候选人不得自行提名。 今年9月起，委员会共收到338份提名，涉及244名个人和94个组织，较去年的286名提名者有所增加，但未达到2016年376名候选人的历史最高纪录。 展开全文 今年该奖项的提名截止日期为1月31日，彼时特朗普就职第二任期仅11天。2月至3月间，委员会将候选人名单缩减至通常为20至30人的短名单。委员会不会公布候选人身份。 或许是受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获奖的激励，特朗普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野心愈发强烈。2009年，奥巴马在首个总统任期执政约9个月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称，颁奖理由是他“为国际政治创造了新氛围”。两年前，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与奥巴马同为民主党人——因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而获奖，许多共和党人指责委员会将该奖项政治化。有人表示，这两人都未对和平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在去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表示，要是自己是奥巴马，“10秒钟内”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曾获盟友提名角逐该奖项。此前，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限制朝鲜核武器计划，随后在其第一任期内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实现了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便有人提名他参评诺贝尔奖。 一名挪威议会议员曾提名特朗普角逐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最终该奖项由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和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共同获得。 炸药的瑞典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遗嘱中设立了该和平奖项，规定奖项应授予“为促进各国友好关系做出最大或最佳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诺贝尔委员会曾赞扬往届获奖者在推动人权、多边主义、民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有人对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的投入程度提出了质疑。 上个月，特朗普未出现在奥斯陆和平研究所预测的获奖名单中。 加密货币预测平台Polymarket近期将特朗普列为第五大热门获奖者，其获奖概率为4%。 格雷格表示：“尽管特朗普为结束加沙战争所做的努力显然值得肯定，且其和平计划是多年来最有希望的方案，但目前判断该和平协议能否带来持久和平还为时过早。”她补充道，“特朗普退出国际组织以及试图接管格陵兰岛的想法”，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该奖项以表彰促进各国友好者的初衷不符。 格雷格称，若特朗普在加沙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努力取得成果，委员会明年可能会更认真地考虑他的提名资格，或许还会将他与“深度参与谈判的”中东其他各方一同考量，包括卡塔尔和埃及。 周四，在白宫与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会面时，被问及诺贝尔和平奖相关问题，特朗普似乎已接受自己角逐该奖项失利的结果。他表示，自己不确定获奖几率，且解决国际冲突并非为了赢得该奖项。 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获奖，而是因为我拯救了无数生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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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