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篇文章短暂刷屏了我的朋友圈，文章开头提到一家正在融资路演的企业，创始人明确提出“本轮融资，绝对不要产业方的钱”。 说实话，这一态度的确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过往无论是从公开投融信息，还是与投资人的交流中，产业投资都是高频词，有LP甚至表示过只愿意投资产业资本。 于是，我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打听，发现上述表达并非个例，甚至可以说已经在创业圈达成了某种“共识”。比如医疗健康领域FA文忆告诉我，她目前负责的项目中，就有创始人表示“不要产业资本的钱，CVC也不想见”。 另有几位硬科技创业者也直言：“非必要不考虑产业资本”。 有意思的是，就在我写稿过程中，一位创始人发给我了一份BP，我随口问到：你更倾向的机构类型是什么？他回了我两个字：“财投”。 难道说，产业资本真的不香了？ “非必要不考虑产业资本” 陈瑞是一家硬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其公司业务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上的一环，是目前一级市场最火热的赛道之一。因此，主动找上门来的机构不在少数。 作为掌握话语权的一方，陈瑞心中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了优先级排序，遗憾的是，产业资本被排在了较后的位置。 谈及原因，他坦言，其中一点就是害怕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产业资本往往倾向于争取更多话语权，如果在关键决策（比如公司发展方向或产品路径）上产生分歧，局面就变得两难：不听他们的话，他们不高兴；听他们的话，很可能会违背创始团队的初心，最终沦为职业经理人，真走到那一步，还不如去找个班上。” “其实热门行业已经好很多了，产业方通常不会附加那么多条款。对于一些非明星赛道的非明星项目来说，准备拿产业基金钱的时候，就要做好失去公司控制权的觉悟了。”硬科技创业者韩超表示。 除了出于“失去控制权”的担忧，频繁“被压估值”也是创始人们如今抵触与产业方合作的重要原因。 相较财务投资机构，产业资本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够带来实际业务增长和市场扩张的订单和渠道资源。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资源都被标上了价格。在投资过程中，产业资本的常见操作是把资源折现成现金，将估值压低。文忆表示，一次在撮合项目和产业资本合作时，资方直接表示，“我们会给订单，但是估值会压到很低。” 另一早期投资人也提到，他孵化的企业在某一轮融资时，本来已经谈好了30亿的估值，结果一家知名产投进来，直接把数字压到了20亿，“好在投前就给了订单，投后又加深了合作，算下来还是值的。” 不过交流下来我发现，通过被投方式拿到订单并非想象中容易，冲着“对接产业资源”去合作，但投资完成后却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赋能的企业不在少数。“没有订单，肯定会失望。如果再不幸遇到剽窃技术的，就真的是绝望了。” 身边类似的例子见多了，也就对所谓的产业赋能祛魅了。韩超表示，在跟同行沟通时他发现，大家如今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非必要不考虑产业资本。 展开全文 “披着产业方外衣的财务投资人” 产业资本真的如此不值得信赖么？其实也不尽然，现实中，也有企业因产业投资的加入实现了显著成长。 以比亚迪入股锂电池隔膜龙头金力股份为例。2021年10月，金力股份成功吸引了比亚迪的8000万元投资。比亚迪的加入，不仅为金力股份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带来了大量订单。 根据金力股份的招股说明书，比亚迪在那一年成为公司最大的客户，贡献了50.53%的营收，使得公司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1.3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5.8亿元，年增长率高达346%。可以说，金力股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比亚迪的紧密合作。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结合交流中一些创始人对产业资本的吐槽，我们不难看出，大家抵触的其实并非产业资本本身，而是那些仅以“产业赋能”为名、行压估值之实，却未能兑现资源承诺的机构。用投资人张旭的话说，就是“披着产业方外衣的财务投资人”。 张旭现任某上市公司战投部投资总监，在他看来，判断一家产业资本是否具备“产业赋能”能力，首先看对方的核心KPI是什么。 以他所在的上市公司为例，战投部并不自行寻找项目，而是基于协同部门提出的需求来决定投资。被投对象要么与集团主营业务协同，要么符合专利布局或渠道扩展的战略需要——根本目标始终是服务于集团整体业务赋能。不过他也提到，有些企业的投资部门将DPI也列入重要考核指标，“为了赚钱承诺一些根本兑现不了的资源，这种情况倒也并不罕见。” 这里就引出了关于组织架构的话题。某种程度上，产业资本（CVC）在集团内部的“站位”，决定了它的权限和地位，如果仅作为集团下属的一个部门存在，将很难调动供应链或采购部门去为投资部门的承诺买单。 有投资人向我分享过他在某地产CVC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们看中了一个项目，对方明确表示，唯有将其纳入集团的供应链体系，才愿意接受投资。投资团队本身认可这一诉求，但最终因为业务部门老大不同意导致合作未能达成。类似这样的情况先后发生了多次，结果是尽管背靠雄厚产业资源，但这家CVC一直发展不起来。 当然也有正面例子。有创业者告诉我，市场普遍对小米产投的认可度颇高，因此其所投企业进入供应链的机会较大；歌尔则更强势，“投了基本就要想办法用上”。 “关键还是在于集团高层是否真正重视投资板块。如果由一把手或联合创始人直接主管，投资部门话语权就强；如果投资部门处于边缘位置，那基本就很难成事。”上述创业者表示。 “有些产业资本很难拒绝” 尽管大多数创始人都表达了对产业资本的抵触情绪，但他们也承认，有些产业资本的资金确实很难拒绝。 比如一些头部产投或是“链主企业”，就属于“即使不给订单，也想拿到融资”的典型。因为有了他们的入股，就相当于得到了下一轮融资的背书。企业也想得明白：“产业资本拿不到实际资源，或许创始人知道，但其他投资人不知道啊。” 这一心态，也折射出当前一级市场对于产业资本的“偏爱”。 眼下，硬科技投资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的主旋律，而硬科技企业通常存在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商业化路径复杂的特点。对于不具备相关产业背景的财务投资人来说，这无形中提高了投资的门槛。 这一背景下，“跟着产业资本出手”正成为很多财务投资机构最稳妥”的投资策略。因为在大家的普遍认知里，离产业越近，代表着拥有更深厚的项目储备和项目渠道，同时也意味着对未来技术走向的判断大概率更准确。 不只是在投资层面，从募资角度，产业资本也成为很多机构的合作首选。某地方产投平台投资人告诉我，在募资过程中， 产业型上市公司被他视为最优先考虑的合作对象。“这对于一些产业竞争力不具备优势的地方政府基金来说很重要，引入上市公司就是在向企业传达一个信号——和我们合作，不仅只是与一个低线城市的城投平台建立了联系，还能接触到更广泛的市场化资源。” 身边的负面案例和市场对产业资本的推崇，就像两股相反的力量，让很多创始人陷入“不想拿，又不得不拿”的纠结。 不过，市场环境向来都是复杂的，与其陷于两难，不如回归理性。对创业者而言，不要因为光环盲目相信“赋能”神话，也无须因个别失败案例就否定所有产业资本。重要的是清醒认知自身需求，理性辨别合作方，并始终将重心放在夯实内功上。 说到底，资本市场会有冷暖变迁，产业叙事会有起伏更迭。无论对面坐的是财务投资人还是产业资本，创始人最终要回答的始终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因何而强大？ 答案，永远握在创业者自己手中。 （文中文忆、陈瑞、韩超、张旭皆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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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