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9日，一则控制权变更终止公告，让佳创视讯（300264.SZ）这场仅持续两个月的资本运作戛然而止。2个月前，当公司的控股股东、实控人陈坤江与毛广甫、李莉夫妇签署框架协议时，市场普遍认为这家扣非净利润连亏8年，至今还在亏损的上市公司将迎来其“白衣骑士”。 最终因为双方“未能就核心交易要素达成一致意见”而终止交易，佳创视讯借此突破亏损困局的希望也暂时落空。 更具戏剧性的是，这场终止的交易不仅让佳创视讯前路未卜，也使毛广甫、李莉夫妇旗下的瑞能股份的上市梦再遭重创。从2015年新三板摘牌的瑞能股份，这些年从创业板折戟到目前转战北交所，再到此次借到上市失败，其资本市场的征程也屡屡碰壁。 业绩困境下控制权转让终止 时间回到2个月前，8月1日，佳创视讯收到陈坤江通知，其正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宜，并于8月4日起停牌。 8月10日，控制权转让的框架协议出炉，协议内容围绕股份转让、表决权委托和定向发行股份展开。根据协议，陈坤江拟向李莉转让其所持公司2006.2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4.6564%），同时协助李莉受让其他股东持有的1,480,435股股份（占总股本0.3436%）；此外，陈坤江还计划将股份交割后剩余6018.73万股股份（占总股本13.9692%）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毛广甫。 同时，为提升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毛广甫、李莉夫妇或其关联方将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不超过6786.01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3.5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此时外界都以为，上市公司将在亏损多年之后等来“白衣骑士”。 然而，仅两个月后，佳创视讯便宣布终止该事项。对于此次控制权转让终止的理由，上市公司方面表示，陈坤江与交易对方“未能就核心交易要素达成一致意见”。虽然上市公司表示交易终止不会对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但这一结果对佳创视讯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尤其是在公司业绩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 从业绩表现来看，佳创视讯已深陷亏损泥潭。 2011年，主营业务为主营业务是音视频软件产品及解决方案、系统集成及服务、游戏及云服务、VR业务产品及服务的佳创视讯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上市前几年公司的业绩都还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直至2017年。 主营业务的下滑和收购公司业绩未及预期，让公司在2017年扣非净利润巨亏8413.18万，至此开启了公司连续8年扣非净利润亏损的窘境。进入2025年，上市公司持续亏损的态势虽然有所减缓，但仍未得到扭转。2025年上半年公司扣非净利润依然为-1163.30万。 不仅如此，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日益恶化，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已经超过90%。截至2025年6月30日，不仅公司的总资产较上年度末有所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更是较上年度末大幅减少27.39%。与此同时，公司账上货币资金仅有约1141万元，较期初大幅下降65.42%，短期偿债压力巨大。 在此前，年报的投资者沟通会上，公司虽提及多项改善经营的措施，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措施尚未能有效扭转公司的经营颓势。目前来看，或许目前投资者可以期待的，就是公司预计在第四季度上线的《仙剑奇侠传XR》。但其作为公司XR业务领域的重要项目，收否能在短期内撑起业绩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展开全文 瑞能股份上市之路再受挫 此次控制权转让的终止，不仅给佳创视讯的前路蒙上阴影，也让毛广甫、李莉夫妇旗下瑞能股份的借道上市计划彻底落空。 事实上，多年以来瑞能股份一直执着于冲击上市，但多次尝试均未能如愿。 瑞能股份最早出现在资本市场还要回溯到2015年，公司曾经2015年1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于新三板挂牌。随后摘牌，签署上市辅导协议，开启上市的筹备工作。然而，辅导工作持续超过三年后，2020年9月，中信建投证券终止了对瑞能股份的辅导，首次上市尝试还未递交招股书就以失败告终。 隔月，公司迅速与华创证券签订协议，重新启动上市辅导。2021年6月，瑞能股份的创业板IPO申请获得深交所受理，上市进程似乎迎来曙光。不过，在后续审核中，公司经历了深交所三轮问询，涉及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与采购、毛利率等多个核心财务指标在每一轮问询中均被重点关注。最终，2022年6月，瑞能股份主动撤回了IPO申报材料，第二次上市努力再次受挫。 2023年12月，公司再次启动上市辅导，不仅更换了辅导机构，上市目标板块也从创业板调整为北交所，但尚未到提交招股书的阶段。 直至今年8月，毛广甫、李莉夫妇欲借道佳创视讯控制权变更实现曲线上市的计划浮出水面，但是经过2个月的时间，双方未能就核心交易要素达成一致而终止，瑞能股份多年的上市之路再度遭遇重挫，未来能否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仍充满不确定性。(文 | 公司观察，作者 | 曹晟源，编辑 | 邓皓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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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