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见观潮 文 | 高见观潮 10月10日，多家媒体从接近娃哈哈的消息人士处确认，宗馥莉已于9月12日正式向娃哈哈集团提交辞呈，辞去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及相关管理职务。该决定已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并获得董事会通过。这意味着，宗馥莉自2024年8月底接任董事长以来，其担任娃哈哈“掌门人”的任期为1年零14天，正式结束。 虽然官方并未公布辞职原因，但综合公开信息及企业治理背景可以看出，这一人事变动并非孤立事件。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围绕宗馥莉的多重法律争议、商标归属问题、改革节奏以及家族股权关系，持续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2024年，娃哈哈集团在其传统优势品类上实现较大增长，全国饮料销售收入同比上涨53%，刷新历史纪录。2025年一季度业绩延续增长态势，反映出宗馥莉任内企业整体经营表现稳健。然而，在组织内部，她所推动的一系列制度性调整——包括中高层人事轮岗、财务流程标准化、经销商结构优化等——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一定范围内的内部阻力。 与此同时，家族相关事务亦开始影响公司运作。据财新、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宗馥莉所主导的宏胜系高管严学峰，近期因个人问题被纪委立案调查。此外，由宗庆后其他子女发起的家族信托纠纷案件正在香港审理中，并已获得部分阶段性判决。该案件所涉信托金额达21亿美元，宗馥莉为案件被告一方。多个账户已被法院限制转账操作。 品牌层面，娃哈哈商标的使用权也成为关注焦点。根据内部流出的相关文件，自2026年销售年度起，娃哈哈部分公司拟更换品牌为“娃小宗”，原因系当前商标授权机制需要集团股东全体一致同意。目前，该商标由娃哈哈集团持有，而集团控股结构中，宗家并不占多数。 业内普遍认为，宗馥莉的辞职，是公司治理结构、家族财产安排及改革执行节奏之间多重矛盾交汇所致。在缺乏控股权和完整授权的背景下，企业内部改革易形成阻力。同时，商标授权与家族信托等事务的法律风险，也可能影响管理层的稳定性。 当前，娃哈哈集团是否将进一步职业经理人化、宏胜系是否将启动独立品牌运营，仍待进一步观察。 01：权力不稳，改革难落地 股权结构错配与治理失衡，宗馥莉“名义接班”难以转化为实质控制力。 宗馥莉在2024年8月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职务时，外界普遍视其为公司“创始人之女”正式掌舵的标志性节点。然而从企业实际治理结构来看，其掌权基础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根据公开工商资料，娃哈哈集团目前由三方持股：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资背景）持股46%，为第一大股东；宗庆后家族持股29.4%；员工持股平台——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持股24.6%。宗家并不具备控股地位。 宗馥莉的接班逻辑，更多来自于创始人宗庆后的生前授权与实际影响力延续。自2023年起，她已以副总经理身份参与集团重要决策，并在2024年全面接任管理岗位。尽管在名义上获得职位授权，但由于股东结构的多元化，其推行的部分重大改革和组织调整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较大协调难度。 展开全文 娃哈哈集团的组织运作长期以创始人个人威望为纽带，依托“人治+信任机制”进行运行。宗庆后在世期间，通过个人权威在三方股东之间维持制衡。其逝世后，集团治理结构失去关键调和因素，内部结构性张力逐渐显现。宗馥莉在未获得多数控制权的前提下，主导推动公司治理流程标准化、高管轮岗机制、财务预算审批体系等改革，客观上削弱了传统“老体制”惯性，使部分核心利益群体产生不适。 此外，员工持股平台中部分历史股权尚未完成彻底工商变更，曾有离职员工针对2018年股权回购协议提出异议，这使得宗家在董事会层面的动议操作面临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宗馥莉即使担任公司最高职务，其改革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及董事会支持度仍然有限。 企事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睿表示：在家族股权未形成绝对控制、主要股东结构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由创始人家属单方面主导的战略调整易形成“结构性排异反应”，特别是当调整对象涉及渠道政策、财务机制与品牌使用权限时，治理体系的裂痕会被迅速放大。 02：改革太快，组织没跟上 改革节奏与系统性摩擦，制度升级未获充分缓冲，改革路径遭遇内外共振。 宗馥莉在任期间，着力推动娃哈哈内部管理体系的现代化，核心方向包括组织结构精简、管理流程标准化、绩效评估体系透明化及数字化运营平台搭建等。根据公开信息，自2024年初起，公司内部陆续实施包括高管轮岗制度、项目立项流程再造、财务审批机制重构及信息系统全面数字化在内的多项改革措施。 据接近娃哈哈的知情人士透露，该轮改革在执行层面节奏较快，多个关键调整措施在一年内并行推进，部分制度变动跨度大于组织惯性可承受范围，导致一线执行体系与中后台支持之间的“摩擦窗口期”被明显拉长。组织内部出现短期运行效率下降、部分职能交叉不清晰等现象，进一步引发了对改革动机及方向的争议。 与此同步展开的，是经销商体系的策略性重构。宗馥莉上任后，逐步收紧经销商资质标准，对回款率、市场覆盖率等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并清退部分历史合作年限较长但近年业绩表现不达标的合作方。虽然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渠道运营效率，但也触动了原有以“稳定性+人情绑定”为特征的经销网络。在区域市场层面，引发部分经销商非公开信函反馈与渠道舆情波动。 与此同时，改革节奏未能有效匹配娃哈哈内部管理文化的调整周期。资料显示，宗庆后时代的管理模式高度依赖非标准化流程与高强度人工审核，核心管理人与一线执行间形成强绑定。在缺乏过渡机制及授权结构重塑前提下，快速推行新制度导致部分管理层适应困难，并出现“阳奉阴违”等管理信号弱化现象。 外部环境亦在同期发生变化。2024年底以来，围绕宗馥莉个人的系列诉讼纠纷、商标授权问题及品牌战略调整开始频繁进入公众视野，部分媒体将企业正常调整与家族治理问题进行强关联性报道，对企业品牌形象与舆论场话语权造成一定冲击。 知名产业时评人彭德宇指出，在尚未完成充分组织信任构建、未建立完整制度执行闭环的情况下，同步启动多项结构性变革，往往容易在企业内部产生“系统级摩擦”，叠加股东结构不稳定、品牌授权纠纷等外部风险变量，最终造成改革执行边界难以控制。 03：品牌分裂，走向两张牌桌 品牌商标与资产控制权调整，宏胜系战略走向待明确，娃哈哈或迈向职业经理人化。 宗馥莉离任后，关于“娃哈哈”品牌与核心资产控制权的重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信息，“娃哈哈”系列商标当前归属主体为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而该集团为股东结构多元、由国资控股的实体。资料显示，2024年初，集团曾发起多达387件娃哈哈系列商标的转让申请，受让方为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宗馥莉控股62.47%。但截至目前，该转让仍处于“申请收文”阶段，尚未完成实质转让与使用权落地。 由于集团商标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授权，当前结构下的宗馥莉并未掌握品牌的独立运营权。在此背景下，娃哈哈集团内部开始筹划启用新品牌以规避授权纠纷。9月中旬流出的娃哈哈宏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自2026年销售年度起，该公司拟全面更换品牌为“娃小宗”，以实现品牌运营路径独立化。 根据天眼查信息，2025年2月至5月，宏胜饮料集团陆续申请注册“娃小宗”“宗小哈”“娃小哈”等新品牌商标，覆盖饮品、包装、供应链等多个品类。部分区域公司已完成更名，如南阳娃哈哈昌盛饮料有限公司更名为南阳宏胜恒枫饮料有限公司，显示出宏胜系业务体系正逐步向品牌独立运营方向调整。 但从行业实践来看，品牌切换往往面临用户认知迁移周期长、渠道重建成本高、市场信任重塑难等挑战。此前红牛品牌争议引发的“战马”“东鹏特饮”等竞品机会窗口，即为品牌信任裂缝所带来的市场替代效应的典型案例。有食品饮料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娃哈哈长期积累的品牌资产具有极强的消费路径依赖，一旦主品牌运营权脱钩，将对原有全国性渠道体系形成实质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宗馥莉退出集团管理层，其控制的宏胜系未来是否将走向独立化运营成为市场关注重点。宏胜饮料集团目前由恒枫贸易有限公司（BVI）100%控股，法人代表祝丽丹为宗馥莉重要核心班底成员。从企业架构上看，宏胜系具备从生产、仓储到物流配送的完整能力，在娃哈哈现有产品体系中承担大量代工与供应链角色。若“娃小宗”品牌运营策略明确、渠道资源得以承接，宏胜未来或可尝试构建独立的饮料品牌矩阵。 针对娃哈哈集团本体而言，企业品牌战略定位专家吴玉兴指出，在控股结构稳定前提下，由董事会主导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或将成为集团下一阶段治理重心。在品牌权属争议未彻底解决之前，维持基本运营与战略方向稳健将成为管理层优先目标。 结语：结构性分化未止，治理逻辑重建仍待观察 宗馥莉的离任为娃哈哈当前的改革阶段划上一个句号，但围绕品牌授权、家族股权、宏胜系战略独立化等问题的讨论仍在持续。在缺乏单一控股权主体的治理结构下，娃哈哈未来如何平衡各方股东利益、推进职业化治理转型、稳定品牌资产，并与市场保持产品和渠道上的持续竞争力，将成为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关键命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