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加沙停火协议。那么，双方谈成哪些内容？各方有何表态？和平前景如何？ 有何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最先对外宣布协议达成的消息。他说，所有以方被扣押人员将很快获释，以军也将撤回至双方商定的界线，各方都将得到“公平对待”。美国媒体注意到，稍早前，特朗普在白宫召开会议，其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递给他一张字条，内容是请特朗普尽快批准一条帖文，以确保他能率先发布协议达成的消息。 根据哈马斯发表的声明，已就结束加沙冲突、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并交换人员达成协议。哈马斯方面人士向媒体透露，该组织计划用20名被扣押人员交换约2000名被囚人员，交换应在协议实施后72小时内进行；以色列撤军；停火前5天，每天至少有400辆卡车的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之后运送物资的卡车数量将增加。 综合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派系目前扣押48名以色列人，其中20人还活着。哈马斯已提供大约20名幸存被扣押人员的信息，仍在寻找部分已故被扣押人员的遗体。在哈马斯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移交所有能找到的遗体后，以色列将开始释放巴勒斯坦被囚人员。但以色列不会释放直接参与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巴武装人员。以军撤至商定的界线后，将继续控制加沙地带53%的领土。 各方表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与特朗普进行通话，双方相互祝贺达成协议，并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他还说，将于当天召开内阁会议批准协议。所有被扣押人员将被带回家，“除非所有被扣押人员归来和所有目标达成，我们绝不停息”。 以色列国防军9日凌晨发表声明说，已连夜对最新形势进行评估，以军总参谋长指示前线及后方所有部队，“构筑坚固防线并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军队的部署将根据政治层面指令和协议相关阶段要求实施”。 哈马斯9日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被囚人员是核心优先事项，并敦促美国和协议担保国以及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等方面确保“以色列全面遵守协议，防止任何逃避或拖延执行的行为”。哈马斯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白白牺牲，哈马斯将继续致力于捍卫其民族权利，直至实现自由、独立和自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敦促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协议条款。所有被扣押人员必须以有尊严的方式获释，必须实现永久停火，战斗必须彻底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商业物资立即畅通无阻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强调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最终实现“两国方案”。 澳大利亚等国家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同时表示重建加沙、实现长期和平、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道路还很漫长，承诺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作出贡献。 前景如何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穆斯塔法·巴沙拉特认为，巴以新一轮冲突已延宕两年，哈马斯和以色列各自承受巨大压力：哈马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均遭重创，以色列则因其在加沙的暴行而日益陷入国际孤立，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就停火、交换人员达成协议。但此次达成的协议并非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可能“作用有限且脆弱”。 在埃及法拉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穆赫塔尔·戈巴希看来，协议很多内容并不清晰，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会抓住其中漏洞，继续在加沙驻军，并随时找借口重新发起军事行动。卡塔尔《半岛报》执行总编辑穆罕默德·奥斯曼·阿里表示，对于战后加沙治理，美方此前提出的“20点计划”主张由所谓的“和平委员会”监管，该委员会由美方主导，完全没有给巴勒斯坦人一席之地，这是严重隐患。 特朗普已表示，他可能于本周末前往中东。欧洲媒体分析，特朗普急于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一大原因在于试图影响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结果。特朗普此前公开宣称，若他未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将是对美国的“侮辱”。 特朗普8日谈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时说：“我们解决了七场战争，我们接近解决第八场战争……我认为历史上没有人解决过这么多战争，但也许他们（诺贝尔委员会）会找个理由不把奖（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我。”据新华社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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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