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人类是如何发明“国家”这个概念的？ 一年之中，总有特定的日子被全球各大文明赋予无可替代的庄严感。从巴黎到新德里，从七月的华盛顿到十月的北京，那就是"国庆日"。 这一天，我们被集体仪式感所包裹——旗帜升起，军乐奏响，人群聚集。庆祝一个“国家”的诞生或独立。 这是一个被所有现代人类习以为常的政治概念。 但是，“国家”这个概念，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它不是一种自然法则，而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为了解决效率、安全和规模化这三大组织难题，所完成的政治工程学的终极发明。 今天咱们从历史的纵深中，重新审视“国”的起源，并理解不同文明的庆典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价值追求。 一、“国”的起源：人类政治组织的三次跃迁 要理解现代国家，必须回到其演进的起点。人类的政治组织，从数万年的血缘部落，到今天的民族国家，经历了三次跃迁。 在农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组织逻辑非常简单且刚性：血缘。你属于哪个氏族、哪个家族，你的身份、义务、权利便被锁定。那时的“我们”，是基于血脉亲情的“我们”。 农业革命带来的定居生活，是第一次组织重构的催化剂。人们开始在特定的地域上耕作、生活、积累财富。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社会认同的基石从“垂直的、不可选择的血脉”，转向了“水平的、可界定的土地”。当部落开始有了固定的疆域、有了共同面临的河流或山脉，地域的概念取代了血缘，成为定义共同体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历史中，这便是从炎黄部落到夏商周时期疆域观念的雏形。早期的“国”，是诸侯的封地，是带有血缘色彩的地域单位。 随着技术和财富的集中，城市开始成为文明的中心。城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组织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 在古希腊，城邦（Polis）不再是简单的血缘氏族聚居地，它拥有明确的公民概念、有公共的政治生活、有超越族长制的君主或共和体制。在罗马，法律和制度的复杂性开始压倒单纯的血缘或地域。 在这一阶段，“国”的概念开始与制度和法律捆绑。 一个人的归属感，不再仅仅来自他脚下的土地，更来自他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国”的概念更加残酷，它代表着排他性的疆界、统一的法律、以及动员战争的能力。 展开全文 政治权力的核心，从血脉的神圣性，转向了治理的有效性。 真正的现代“国家”（Nation-State）概念，直到近代才真正成型。它的诞生地，公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这个条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两大基石： 1.排他性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排他的权威，不受外界干涉。 2.内政不干涉原则：各国互不干涉内政。 更深刻的转变发生在内部：民族意识的觉醒。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某个国王的臣民，而是拥有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命运的国民。 你看，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场身份的转换：人们从服从于“神授君权”的臣民，转变为服从于“人民主权”的国民。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国庆节诞生的根本逻辑：我们庆祝的不是一个王朝的延续，而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共同体对自我的确认。 二、中国独特的演进：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革命 在这一漫长的演进中，中华文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即从宏大的“天下”（Tianxia）观念，到近代被动接受“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观念革命。 在传统中国，“国”与“家”是紧密相连的，但更宏大的概念是“天下”。 “天下”的核心理念是文明等级秩序：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同心圆结构。这种观念下，归属感来自于对文化、制度和礼仪的认同，而非单纯的血缘或地理边界。 皇帝是天子，是天下共主。那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它在内部追求大同，对外追求华夷之辨，但其政治合法性源于天命和文化感召力，而非现代的主权法理。 西学东渐，特别是19世纪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这种天下观念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当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带着明确的主权、边界、条约概念出现时，中国的“朝廷”才痛苦地意识到，国际竞争的规则早已改变。 那问题来了，中国的现代国庆，庆祝的是什么？ 它必须完成两项任务： 1.政治上的革命：终结帝制，建立共和，最终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获得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合法性。 2.文化上的整合：将传统的文化认同（天下）与现代的政治认同（国家）相融合，建构出“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一现代共同体概念。 所以，中国国庆日（10月1日）的象征意义，是百年屈辱的终结，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庄严重生。它既包含西方语境中“独立宣言”的政治主权宣示，又承载着东方文明“大同”理想的现代延续。 三、世界各大文明的庆典表达：理念与制度的镜像 国庆日，是各国对“国家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一场最隆重、最公开的集体价值宣示。 你想想看，全球的庆典方式为何如此不同？因为它就是该国立国理念和制度基石是不同的。 我们来重点解读几种差异： 美国独立日，没有中央政府组织的宏大阅兵，绝大多数是民间自发组织。人们庆祝的是1776年《独立宣言》中所确立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抽象理念。 这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国家是为个人自由服务的工具。庆祝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胜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的展示。所以，它以轻松、多元、家庭式的BBQ和烟花为主要形式，这与它的立国哲学——强调地方自治、警惕中央集权——高度一致。 法国7月14日，庆祝的是攻占巴士底监狱，象征着人民主权的觉醒，是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精神。因此，它的阅兵和游行，充满了共和精神和对自由、平等的价值宣示。 而俄罗斯5月9日的胜利日（也具有国庆功能），庆祝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发现没有，这种庆典的重心是集体荣誉和历史记忆。它通过红场阅兵等形式，不断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功绩和地位，强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新中国国庆庆典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双重性： ·对内：它是一种绩效合法性的展示。群众游行中各行各业的成就展示，主题从早期的政治口号转向今天的生活愿景和科技成果，目的是向国民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发展是有成效的。这连接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激发了情感共鸣。 ·对外：阅兵仪式不仅是国防力量的和平展示，更是对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负责任的、具有高度民族自信的大国正在崛起。它体现了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今天的“强起来”的时代演进。 四、深层逻辑：庆典仪式与国家的合法性建构 作为一个商业观察者和组织管理专家，我深知仪式对于任何组织的价值。国庆庆典，就是现代国家用以强化身份、重塑记忆、建构合法性的终极“超级仪式”。 任何大规模的集体仪式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 ·身份确认：在这一天，所有地域、阶层、职业的人们被同一个符号（国旗、国徽、国歌）所连接，暂时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差异，强化了国民身份的认同。 ·记忆重构：庆典通过特定的历史叙事，塑造和维护集体的历史记忆。例如，通过阅兵对军队的致敬，通过游行对特定历史事件的重现，它告诉国民：“你的过去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未来也将是如此。” ·情感动员：隆重的仪式能够极大地调动和集中社会情感，它将抽象的“爱国主义”转化为具体的热血沸腾和共同体归属感，为国家行为提供强大的心理基础。 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其合法性（Legitimacy）。庆典仪式，正是对这些合法性来源的集中宣示： ·历史合法性：通过回溯建国时的艰辛、革命的胜利、民族的觉醒，证明国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绩效合法性：通过展示经济、科技、国防上的成就，获得民众的认可，证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价值合法性：通过反复宣扬“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或“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证明国家制度的合理性。 国庆节，便是这三种合法性来源的集中爆发与对外输出。 五、全球化时代的“国”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国家”这个概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 你看，传统的领土主权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跨国传播、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超国家治理问题的挑战。信息和资本的流动速度，已经远超国界的限制。 但同时，国家认同的价值也在不断凸显。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一个稳定的、有力的、能够提供安全感的共同体，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国庆，便是这种安全感和共同体意识的集中投射。 现代文明不是“反国家”的，而是要求国家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政治工程学”的使命——在不断演进的效率与成本博弈中，持续提供稳定、安全、高效的治理。 国庆不仅仅是庆祝，更是思考：我们所在的这个“国”，从何而来，正在向何处去？理解“国”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中的三次宏大跃迁，以及各大文明在国庆日所表达的深层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重新定义我们的文明自信与共同体认同。 祝你假期快乐，关注一下我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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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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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