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空心”的机构，如何发布准确的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人事危机…… 美国劳工统计局目前急需人手，而且是大量人手。 根据劳工统计局网站的信息，这家负责制作美国就业和通胀重磅数据的机构，有三分之一的高级职位处于空缺状态。尽管局长一职已有人临时填补，但一系列其他负责监督就业统计和地区实地操作各方面事务的领导职位仍然空缺。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该机构工作了数十年的员工中，许多人在近几个月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延期辞职提议。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解雇该机构局长之前，这已给这个拥有约2000名职业雇员的机构带来了挑战。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劳工统计局局长的Erica Groshen说，“当你没有领导者来帮助确定优先事项、明确你要做什么，而且你的人力更少时，那么落后的就是改进工作。”她补充说，这些改进工作可能包括像调查现代化和提高回复率这样的努力。 这类问题正是该机构近来备受关注的核心原因，尽管领导层缺失并非这些挑战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使劳工统计局更难实施必要的改革和培训。 上个月，特朗普在解雇该机构负责人埃里卡·麦克恩塔弗（Erika McEntarfer）时，列举了超乎寻常的修正和需要更准确的劳工统计局数据作为理由。尽管那些调整异常之大，但随着该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到更多回复，对就业数据的修正是常规操作。 “多年来，劳工统计局一直通过发布含有大量不准确数据的就业报告，辜负了美国的企业、决策者和家庭。劳工统计局之前的领导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提高回复率或使数据收集方法现代化，以提高该机构的准确性，”白宫女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问题已存在多年，而特朗普总统实际上正在采取措施来解决它们。” 除了劳工统计局每月发布的修正外，该数据还要接受年度调整，即将其与一个更准确但时效性较差的系列数据进行基准比对。一些经济学家说，将于周二公布的该修正的初步估算，可能会将截至3月份的一年里的就业增长下修约80万甚至更多。 “高度优先事项” Groshen同时也是一个劳工统计局倡导组织的联席主席，她说，填补高级职位将是下一任局长的“一个非常高度的优先事项”，因为劳工统计局需要领导者来做出招聘决定。她说，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总员工人数已下降约20%。 但由于联邦招聘冻结将持续到10月15日，目前尚不清楚那些负责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较低级别职位是否能很快得到填补。 本届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填补局长一职，并已挑选了E.J.安东尼担任该职位。安东尼目前在传统基金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正等待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劳工统计局的长期资深员工William Wiatrowski目前担任临时局长。 8月1日发布的7月份就业报告对前两个月的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向下修正，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大的一次。 对在1990年代曾在劳工统计局负责月度就业统计项目的Ron Hetrick来说，这些修正值得商榷，而不仅仅是像声明中那样，仅仅提到它们“比正常情况要大”，并且是由于额外的回复和季节性因素的重新计算所致。 “我认为劳工统计局需要承认，它在解释当时情况方面做得非常糟糕。我反而在替他们解释，”现在是劳动力市场数据提供商Lightcast首席经济学家的Hetrick说。“那对我来说似乎不太对劲。” Groshen说，劳工统计局不仅在应对经验丰富人员的离去，还因特朗普解雇试用期员工而失去了一些具备技术技能的初级员工。 其中一些问题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就已存在，经通胀调整后的资金多年来一直在下降。 负责监管劳工统计局的劳工部发言人Courtney Parella说。，“在拜登政府期间，由于出现重大修正，劳工统计局数据的完整性受到了抨击，而现在指手画脚的那些人，正是多年来一直抱怨资源不足却未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善其做法的同一批人。” 在机构知识比以往更少，以及特朗普终止了对劳工统计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自愿性咨询委员会的情况下，目前尚不清楚下一套旨在保护和加强美国“黄金标准”经济数据的指令将来自何方。 “劳工统计局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他们非常努力地去推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以身作则和培训，”Groshen说。“当你有很多员工被推上他们尚未准备好、也未经过长期培训的岗位时，这就是一种风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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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