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外参财观 文 | 外参财观 在区域银行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作为湖南省城商行“领头羊”的长沙银行，在2025年上半年交出了一份营收微增、利润承压的成绩单。财报显示，2025年1–6月，长沙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2.49亿元，同比增长仅1.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21亿元，同比增长2.83%。尽管资产规模突破万亿，达1.1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2%，但营收增速已连续多个季度在低位徘徊，远低于2021–2023年平均双位数增长的水平。 对比同期湖南银行营业收入89.34亿元、同比增长4.12%，以及三湘银行依托科技赋能、营收增速达8.5%的表现，长沙银行的这份“成绩单”显得成色不足。在湖南农商行系统内规模居首的长沙农商行，虽未上市，但凭借深耕县域、存款成本低的优势，净息差长期稳定在2.5%以上，盈利能力不容小觑。 摆在长沙银行新一届董事会面前的，不仅是同业追赶、利润空间收窄的挑战，更是区域经济转型、信贷需求分化、资产质量承压的多重考验。 增速“失速”问题？ 今年上半年长沙银行的营收增速有所放缓，一是利息收入的空间被压缩了，二是中间业务没太大起色，另外部分贷款的投放进度也比预期慢了一些。 不过客观来看，公司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表现还是挺稳的。到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率是1.16%，跟年初基本持平；拨备覆盖率则保持在309.42%的高位，明显超出行业平均水平，应对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充足。还有一个亮点是存款，总额突破了8200亿元，比年初增长超过9%，而且低成本存款的比例在提升，负债结构其实是在优化的。 但深层次的问题也在慢慢浮现。最明显的就是净息差，上半年只有1.81%，比去年同期又降了12个基点，这已经是连续多个季度往下走了。虽然银行也在努力调整贷款结构、控制负债成本，可整个市场利率在走低，企业信贷需求又不够旺，想稳住息差确实非常困难。 更关键的是，长沙银行的业务结构还是太依赖对公贷款和地方政府相关业务。到6月末，对公贷款占总贷款比例超过65%，而这里面又有近一半投向了基建、房地产和它们的上下游产业链。这类业务虽然单笔金额大、风控也相对成熟，但随着地方债务化解和“房住不炒”政策的推进，长期增长空间会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受到单个行业波动的影响。 另一边，零售金融虽然是战略重点，但上半年零售贷款只增长了5.8%，增速还不如对公；零售业务对营收的贡献也仍然低于30%。不管是信用卡、消费贷还是按揭，都面临湖南本地银行、农商行，还有互联网平台的激烈竞争。 中间业务算是一个明显的短板。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1.52亿元，还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在财富管理、投行、交易银行这些高附加值领域，长沙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比，产品力有差距；跟三湘银行这类本土机构比，科技响应速度又不够快，导致中收增长一直没什么起色。 竞争与转型的双重挤压 今年5月21日，长沙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赵小中再次当选为董事长。新一届董事会由原来的10席扩容至11席，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1名董事长+1名执行董事+1名职工董事+4名股东董事+4名独立董事”的新格局。 展开全文 摆在面前的不仅是管理层的交接，更是一场战略转型的双重考验。既要守住前任依靠政商关系和网点规模打下的基础，继续保持在存贷款市场上的份额；又要加快补齐业务结构和数字化转型的短板，推动一场真正深入的市场化改革。 从最近的动作来看，长沙银行确实在努力寻求改变。比如加大了科技投入，优化手机银行APP的功能；也开始试水财富管理业务，推出更多净值型理财产品。同时，银行还提出要聚焦“湖南主战场”，推进“县域金融”和“智慧金融”战略，希望在本土市场挖掘更多潜力。 不过，目前这些转型举措看起来还是“雷声大、雨点小”。零售业务的占比提升不明显，财富管理也还没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智慧金融”虽然听起来前景不错，但要真正形成规模化和差异化竞争力，仍需时间。更关键的是，长沙银行似乎还没找到一条能兼顾对公业务传统优势和零售、中间业务发展的平衡路径。战略上常常在“固守传统”和“被动追热点”之间摇摆，影响了实际效果。 长沙银行目前最大的底气，仍然来自于它在湖南省内，尤其是长沙地区广泛的网点覆盖和深厚的政企关系。这些资源确实为它构筑了一道护城河。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区域优势和关系壁垒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特别是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异地银行加速渗透、金融科技公司不断涌入的今天。 湖南银行、长沙农商行、三湘银行等本地对手，也正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持续发力。湖南银行凭借合并后的规模效应和更均衡的网点布局，对公业务做得扎实；长沙农商行则靠贴近社区、服务小微的灵活机制，形成了独特的本土竞争力；三湘银行则专注于产业数字金融，在供应链和科技赋能方面走出了一条差异化路线。尽管长沙银行目前的区域龙头地位依然稳固，但领先优势确实正在被逐渐追赶。 长沙银行如何破局？ 整体来看，长沙银行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不仅资产规模突破万亿、网点遍布全省，而且在政府资源和品牌认知方面具备深厚基础。不过，眼下区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金融脱媒趋势加剧，利差也在持续收窄，这些外部变化都给银行的增长带来了现实压力，转型已经非常迫切。 对公业务方面，不能只靠规模扩张，必须转向“结构优化”。一方面要继续稳住政府平台、基建这类传统业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信贷投入。虽然今年上半年科技贷款增长了28%，绿色贷款增长了35%，增速确实亮眼，但目前这两块加起来占对公贷款的比例还不到15%，基数仍然偏低。接下来怎么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好平衡，特别是针对新经济企业建立有效的风控模型，是银行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零售金融是银行必须攻克的“第二增长曲线”。目前零售存款占比已经超过40%，但零售贷款的比例仍然不高。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个人经营贷、消费贷和财富管理这三大板块。尤其是财富管理，长沙银行客户数量虽然庞大，但管理的客户资产规模与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领先同行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要补齐这块短板，就需要加快搭建开放式的产品平台，提升自身的投研和资产配置能力。 最后，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尽管目前不良率总体稳定，但关注类贷款占比已升至2.85%，比年初略有上升；同时，房地产行业贷款的不良率也达到了2.31%，后续风险仍需警惕。在经济下行的阶段，能否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非常考验整个银行的风控能力和应对定力。 结语： 当下的长沙银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是过去依赖的“规模扩张”老路，另一边则是面向未来的“价值驱动”新路。继续走老路，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规模上的体面，但增长的潜力和市场的认可度，恐怕会越来越低；而选择新路，虽然挑战重重，却是一条通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经过多年发展，长沙银行已经成为湖南金融业的一张名片。如今，以赵小中为核心的管理团队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让这面规模领先的旗帜，进一步转变为一个更有活力、更善创新、更具竞争力的现代金融服务集团。 没有哪家银行能仅靠单一优势实现长青。长沙银行并不缺网点、不缺客户基础，更不缺地方政府的支持；它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战略重塑，从一家靠规模取胜的“大银行”，进化成一家靠价值引领的“好银行”。只有完成这场蜕变，才能在未来多变的环境中行稳致远，真正从“湖南的银行”，升级为整个银行业中“代表湖南水准的标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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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