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在中国当代商业史上，万达是绕不开的名字。 它的崛起，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壮大，更是一代城市扩张与资本狂飙的缩影。它曾经是王健林的个人意志化身，更是中国房地产与商业地产模式的极致代表。今天再回望，万达的轨迹就像一部浓缩的中国企业史：从地方起步，到全国称雄，再到全球出击；从首富的荣耀，到债务泥潭的挣扎，短短三十余年，万达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跌宕。 1988年，万达还只是大连市西岗区的一家住宅开发公司。在那个房地产市场刚刚松绑的年代，王健林敏锐地嗅到机会。他背靠军旅出身的果决与纪律感，把一支小团队迅速调动起来，敢拼、敢压、敢赌。早期的万达靠着“拿地快、开发快、回款快”的打法，在大连站稳脚跟。 到了9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进入快车道。 房地产从“短缺经济”转向“增量经济”，城市里到处是等待开发的新地块。万达抓住了风口：以地产为基础，逐步扩展到商业综合体。这是它与其他房企的重大分野——别人主要卖住宅，万达则要做“城的心脏”，建起一个又一个购物中心。 这套逻辑迅速证明了威力！ 住宅一次性销售，而商业地产可以带来长期租金与稳定现金流，更能形成产业链条。到2000年代初，万达已经不满足于东北市场，向全国出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每到一个城市，就像插上一面旗帜。王健林喊出“万达广场就是城市中心”，这句口号不仅是广告，更是一种野心的昭告。 进入21世纪，万达扩张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 它的模式是“复制粘贴”——在一线、二线乃至三四线城市快速拿地，复制成熟的万达广场模型。资金方面，它极度依赖银行贷款和预售回款；执行方面，它几乎形成了一套军队式管理机制：拿地、立项、施工、招商、开业，每一个环节都压缩到极限。 这就是所谓的“万达速度”。 别人一个综合体需要三五年才能落地，万达往往两年甚至一年半就能开业。招商也是一大杀手锏：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被捆绑进来，形成标准化组合。一个万达广场落地，不仅是一个购物中心，更是整个城市的商业格局重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是城市升级的象征；对于银行来说，万达是优质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万达就是周末的去处。 在这种“多方共赢”的氛围里，万达形成了正反馈回路：越开越多，越多越快。到2016年，万达商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全国200多个万达广场，几乎无所不在。王健林则以320亿美元的身家登上中国首富宝座。他的那句“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赚一个亿”，一度成为全民调侃，也成为资本狂欢时代的文化符合。 然而，王健林的雄心远不止于“房地产商”。在他的规划里，万达要转型为文化与娱乐帝国，要成为“全球娱乐产业第一”。这不仅仅是多元化，更是战略野心的外溢。2012年，万达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AMC院线，这是中国企业在文化娱乐领域最轰动的一次跨国并购。紧接着，传奇影业、澳大利亚Hoyts影院、马德里竞技俱乐部股份……一连串大手笔收购，让万达一跃成为全球文娱版图上的重要玩家。 展开全文 在国内，万达电影一度占据中国院线市场的半壁江山；万达文化旅游城也在各地开工，目标是对标迪士尼，打造“东方文化IP”。王健林甚至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让万达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企业，超过迪士尼。 那时的万达，已经不仅是房地产公司，而是一个跨足地产、金融、文娱、体育的超级集团。王健林身上带有一种“帝国缔造者”的气质，他常常在公开场合谈笑风生，语气里透出的是一种笃定与不可一世。 但正是在这段最风光的岁月里，万达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其一，极度依赖高杠杆。万达的扩张几乎全靠贷款与负债驱动，一旦现金流不稳，整个盘子就会摇晃。 其二，过度的多元化。地产、影院、体育、旅游，看似多点开花，实则摊子过大，缺乏真正的协同。 其三，对政策与周期的忽视。房地产本身就是强周期行业，而万达选择在巅峰期不断加码，必然要面对调控的铁拳。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万达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规模至上”。它以速度压制一切，以体量制造优势。但规模并非万能，当外部环境发生逆转，速度与体量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袱。 回顾那段时间的万达，几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天花板。它的广场遍布全国，它的影城统治院线，它的名字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紧紧绑在一起。王健林本人也成了财富与成功的符号。对于许多人来说，万达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时代的投影：资本狂潮、地产红利、全球野心、个人英雄主义。 然而，盛极必衰，这是历史的常态。万达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转折的开始。 如果说前十余年的万达是乘着城市化和资本红利一路狂奔的胜利者，那么2015年之后，它的故事逐渐拐入另一条轨道。仍然是那种大开大合的手笔，仍然是举世瞩目的扩张，却隐隐透出一种失控感。表面上是帝国更庞大了，实际上却在堆高风险。 2012年收购AMC只是序幕，接下来几年，王健林几乎成了“全球最大买家”。 ·2016年，万达以35亿美元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消息一出，震惊中外。这是中国资本对美国娱乐工业的最直接冲击。王健林说：“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就要掌控话语权。” ·2015年起，万达砸下数十亿美元买下世界铁人三项赛公司WTC、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收购马德里竞技俱乐部20%股份。 ·同期，万达还在伦敦、芝加哥、洛杉矶、悉尼等地大举拿地，打造海外万达广场、豪华酒店与文旅项目。 这种扩张背后有三个动因：一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政策氛围；二是王健林个人的全球野心；三是国内地产监管趋紧，海外似乎提供了新出路。 但问题在于，这些并购多数是“面子工程”而非“里子工程”。 它们耗资巨大，却未必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传奇影业电影连连扑街，AMC的债务沉重，体育赛事运营复杂多变。万达花了钱，却很难整合这些资源。 万达的商业模式，从一开始就是“高杠杆+快周转”。这种模式在国内地产市场里行得通，因为销售住宅和招商租赁可以迅速带来现金流。可当扩张推向海外，资金回笼周期骤然拉长，而债务却是刚性的。 2016年，万达集团的总债务高达4200亿元。虽然资产规模庞大，但流动性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金融环境也在收紧：银监会开始严格限制银行对房地产的授信，尤其是对高负债、大规模对外并购的企业，政策趋向冷硬。 王健林曾经豪言“要在海外开一百个万达广场”，可现实是，海外项目的回报率远远低于预期，资金却像无底洞般消耗。 2017年，可以视为万达的转折点。 国家开始严控“非理性对外投资”，点名批评一些企业在海外盲目并购，金融风险外溢。被点名的名单中，包括万达。此后，银行系统对万达的授信骤然收紧。 紧接着，国内地产调控愈发严厉，“房住不炒”成为主基调。土地价格上涨，销售受限，融资渠道被堵。对于以地产为核心的万达来说，这近乎釜底抽薪。 更棘手的是，万达的文旅项目在国内也遭遇挑战。与迪士尼叫板的“万达文旅城”，一个个在各地开工，但建设周期长、投入巨大，盈利模式模糊。王健林说过“一个迪士尼算什么，我能在中国开15个”。然而几年后，万达文旅却被迫整体打包出售。 2017年之后，万达的主旋律是“卖”。 ·出售13个文旅项目，接盘者是融创孙宏斌。 ·出售77个酒店资产。 ·出售海外项目，包括伦敦One Nine Elms、芝加哥Vista Tower等地标。 ·AMC和传奇影业的股权也逐步削减。 短短几年，万达曾经引以为傲的“全球帝国”，被一刀刀切割。王健林用“断臂求生”来形容，言语间不无凄凉。 这种卖资产的背后，是债务压力与现金流枯竭的必然。帝国的庞大外壳逐渐剥落，裸露出对金融系统的高度依赖。一旦融资环境逆转，再强的“万达速度”也无能为力。 万达的转折不仅是商业层面的，还是心理层面的。 王健林从“全球首富”跌落，公众心态也随之转变。曾经，万达象征着中国民营企业的无限可能，是敢拼、敢闯、敢做的典型。而当它陷入困境，人们突然意识到：所谓的辉煌，不过是杠杆与时代红利叠加的错觉。 这对中国企业界是一记重击。万达的失速，提醒所有企业家：规模不是护城河，速度不是永动机。政策环境、金融环境、消费趋势，任何一环的变化都足以让庞然大物摇晃。 归根结底，万达的转折点有三个核心逻辑： 1.高杠杆的脆弱性：以债务驱动的模式，一旦资金链紧张，便无处可逃。 2.多元化的失焦：地产与文娱、体育、旅游，看似宏大，实则缺乏协同，最终陷入资源耗散。 3.政策的无情性：在中国做地产，政策永远是天花板。万达没有在巅峰期选择收缩，而是加倍扩张，结果直接撞上政策铁墙。 2017年到2019年，是万达帝国裂痕最清晰的时期。外界看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项目转手、一个接一个的资产出售；内部看到的则是现金流日夜煎熬、债务压力层层逼近。 王健林当年说过：“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然而在这个阶段，他不得不低调甚至消失，专心筹钱还债。万达的光环不再，它逐渐从“全球最耀眼的中国企业”沦为“如何避免破产”的案例。 当扩张的浪潮退去，裸泳者才会被看清。2017年之后的万达，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清算之路。清算不仅仅是财务层面的资产处置，更是商业模式、战略逻辑乃至企业精神的一次全面瓦解。 就算留下的资产，也不再是昔日的“摇钱树”。 3.1.1. 购物中心的疲软 电商崛起、消费习惯改变，购物中心的黄金时代结束。曾经“万达广场就是城市中心”，如今很多城市的万达广场，客流锐减，租金回报率下滑。新一代年轻人更倾向于线上消费或去更具特色的小型商业街区，千篇一律的万达广场难以维持往日的热闹。 3.1.2. 影院业务的衰落 万达院线曾经统治中国票房，但流媒体的兴起、疫情的冲击，使影院行业雪上加霜。2020年疫情期间，全国影院停摆数月，万达电影巨亏数十亿。就算疫情过去，观影人数也难回巅峰。电影院不再是消费娱乐的主流选择，整个行业都在收缩。 3.1.3. 文旅模式的失败 万达文旅城曾被寄予厚望，要打造中国式的迪士尼。但其核心问题是“地产思维做文旅”。项目规模宏大、投资惊人，却缺乏独特的IP和持续吸引力。乐园只是卖房的噱头，而非真正的文化产业。结果，地产红利一旦退潮，文旅模式也随之崩塌。 到2020年，万达集团的有息负债依然高达3000亿元。虽然比高峰期有所下降，但偿债压力仍旧巨大。更要命的是，融资环境彻底改变。曾经，万达可以轻松从银行获得数百亿贷款，如今，银行对地产企业讳莫如深。资本市场对高负债地产商更是避之不及。债务像一条铁链，套在万达的脖子上。每一年，都有大额本息需要偿还。每一笔资产出售，都像拆东墙补西墙。帝国不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负担的集合。 王健林的个人命运，也随万达的衰落而转折。 2015年，他是中国首富，媒体追逐的明星。那句“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赚一个亿”，成为流行语。2016年，他被誉为“最懂资本的中国企业家”。 然而到了2018年以后，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演讲减少，曝光稀少，语气也不再豪言壮语，而是转向务实与低调。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曾经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结束了。 王健林的沉默，不只是个人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中国企业家群体普遍进入“低调期”，资本外溢受限，地产逻辑崩溃，个人意志再强大，也难以撼动时代潮流。 万达的衰落，并非孤例。恒大、泛海、海航、安邦……一大批企业在同一时期遭遇“坍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依靠高杠杆，疯狂扩张，在全球买买买，以规模和速度堆砌所谓的“伟大”。但当外部环境逆转，债务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 万达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万达仍然保住了“半条命”。它及时出清资产，没有完全崩盘。但这也更让它成为一个“警世寓言”：即便是最顶尖、最风光的企业，也可能在数年之间从巅峰跌落。 万达当然不是一个企业的失败故事，而是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年的缩影。 从狂飙突进，到刹车急停；从首富的荣耀，到债务的泥淖；从“全球第一”的雄心，到收缩本土的无奈。 即使到今天，万达也并没有消亡，它仍然保留着一些资产，依然在许多城市的广场上留下印记。但它已经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动辄千亿的商业帝国。 王健林也不再是叱咤风云的“首富”，而只是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甚至被限制高消费的垂垂老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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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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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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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文 | 长三角MOMO 文 | 长三角MOMO 刚刚一个朋友，发了我一张不知道谁偷拍的我的“工作照”。 前景是几个朋友在打台球，远景是我抱着电脑，埋头打字。 我回忆了一下，虽然这个假期我时常掏出来电脑处理个事情，但这张台球厅的场景，应该是10月3号拍的。因为除了公众号，公司还有公关服务的业务，那天恰逢周五，需要给客户交周报了。 “感觉这个假期，全世界都在加班。”她说。她是某4A公司的，因为服务的一家手机厂商10号和13号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有两场活动，所以虽然在旅游途中，也得随身带着电脑，时不时就要更新下某位老师的行程变更。 在我的记忆里，干我们这行的，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假期，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其实不仅自媒体和公关行业，互联网、金融、城市服务、销售等诸多行业，都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人中秋国庆用微信处理工作，法院判定这属于加班，裁定单位要给他补偿加班费，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网友表示：微信回个工作消息这也能算加班？这不是发财了。 我看了下各方报道，这还真算。加班还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处理工作，绝对属于加班。 如此说来，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又有几个人没有过“加班”？ 那问题来了：同样都是牛马，对比国外，中国的打工人为什么就没有福气享受完完整整的假期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除了“奋斗精神”和“传统服从式职场文化”这些比较虚的原因外，首先从技术层面，最大的因素就是微信。 就工作工具而言，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微信，而微信作为全能型工具，集成了社交、支付、生活、工作全部功能。 这就导致了，工作与生活的场景在同一个App里“侵染式”的融合了：你打开微信是想看看家人的动态，却不得不先处理工作群里的@。 而国外习惯的工作工具，主流的比如Slack、Teams、Email等，就是工作没有生活，同时也是“分而治之”的，专用工具用于专业的工作场景。 此外，微信包括钉钉，是“强制提醒”的：消息会推送、会响铃、能拨打语音电话，制造了一种“立刻回复”的紧迫感。虽然在假期不想打开它，但App上的红点，会不断给你制造焦虑。 而Slack、Teams、Email这些，是“可管理”的，通过“勿扰模式”，使用者可以在休假时，直接关闭所有非紧急通知。 展开全文 而上面这些工具差异的背后，其实暴露了我们假期被打扰更深层的原因：国内公司的管理，绝大多数都要求“同步沟通”，即要求对方立刻响应。 而欧美职场，更习惯于“异步沟通”。即：“我提出问题或任务，并不期待你立刻回复。我希望你在自己方便的时候，经过思考后给我一个高质量的回复。” 正是这种不同的公司管理和沟通方式，导致了不同打工人使用工具的不同表现。 国内的牛马：在假期面对领导或者客户微信中发来的“在吗？”，基本不可能保持无动于衷。 国外的牛马：假期根本不打开工作相关的软件，在假期结束时，再回复邮件或者Slack频道里的留言，在项目管理工具中更新任务状态和注释。 除了沟通的时效性，沟通的习惯也不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碎片化的沟通方式。 就拿自媒体约稿来说，一些国际大厂，会让你发邮件，然后在文档中详细的批注每一处改动，批注里不仅告诉你修改意见，甚至将这段需要参考的链接都给附上。 而国内大部分企业的约稿，都是微信上传来传去，有的企业对接人，每一次修改就说一个意见，我曾经见过一位同行改过十七八个版本的稿件。 就说这次假期，有个朋友手头有个企业约稿要写，每次改完，还得抱着手机等待下一次意见。“感觉休了一个假十一，午休也不敢，出门也要时不时看眼手机，休的七零八落的。” 碎片化的工作沟通，割裂出了碎片化的假期。 比管理和沟通文化的异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社会和法律环境。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断联权”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尊重员工在下班后的“断联”权利，不得在非工作时间发送工作邮件。美国很多科技大厂，有完整的带薪休假（PTO）制度，而且鼓励甚至强制员工休完。不休假反而会被经理约谈。 比法条更重要的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已经成为欧美社会的普遍认知。而国内，虽然法律上有上述的判例，但“加班文化”，还是主流环境。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才能让公司员工，真正能拥有一段“非商品化”的时间、一种可以对工作说“不”的休憩自由呢？ 这应该是一个重塑公司管理的系统结果。 第一，技术层面，可以尝试使用为分离而设计的工具，比如邮件，尽量降低微信的比重。 第二，流程层面，建立并习惯于异步沟通的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实时干扰。 第三，管理层面，不再把“工作时长”与“工作态度”等同于“工作效率”，信奉授权、信任和结果导向的管理哲学，并做好员工休假期间的工作规划。 一些小公司，可以考虑在一些项目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方面，部分沟通流程从微信上挪到邮件。有条件的，还可以考虑试行一下AB岗，这样哪怕是对接客户的岗位，也有一半的小伙伴可以休个无人打扰的年假。 既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成为工作的附属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假期，一个不受侵犯的心境时间，一个可以坦然放下工作手机、不被莫名的焦虑所绑架、全心全意投入到自己生活中的神圣空间。 往大了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人”而非“人力资源”的尊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