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血亏:宗馥莉撕裂娃哈哈千亿品牌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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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宗馥莉推出“娃小宗”品牌并完成45件商标闪电注册,试图用宏胜饮料集团的体外独资平台,完成一场对“娃哈哈”这一国民品牌的“商标政变”。而这场政变的最终章,已在2025年9月12日揭晓:宗馥莉正式辞去了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及董事长等全部职务。 必须承认,这表面上是一场充满勇气、决心和资本实力的“二次创业”。宏胜系动用了10亿建设西安旗舰基地,计划投入18亿在60万家终端投放冰柜,并设定了三年内达到80亿销售额的宏伟目标。然而,在我这样的商业观察家看来,这种战术上的勤奋,以及最终决绝的退出,恰恰是股权与商标困局下,战略上的无奈和不得已的舍弃。 辞职意味着宗馥莉正式放弃了对集团“娃哈哈”品牌资产的直接控制权。 放弃或绕开价值近千亿的“娃哈哈”品牌(2024年GYBrand评估价值911.87亿元),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娃小宗”,这在商业决策上,是一次高风险的“自废武功”。这背后,是她对“品牌”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的程度问题,以及在治理僵局下的“不得不为”。 在快消品领域,品牌不是一个Logo,它是一种心智垄断力。 娃哈哈,作为中国快消品历史上极少数真正深入人心的国民级品牌,其品牌资产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任何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从AD钙奶到营养快线,它定义了几代人的童年和青少年记忆。这种记忆,是一种极低成本的“指名购买”习惯。 “娃小宗”这个名字,看起来像是对“娃哈哈”和创始人“宗”的巧妙组合。但从品牌语言学来看,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撕裂了品牌资产的连续性。 “娃哈哈”是集体记忆的符号;“娃小宗”是创始人IP的符号。 当消费者在超市货架前,目光扫过琳琅满目的饮料时,大脑无需经过二次思考,便会识别出熟悉的“娃哈哈”。而“娃小宗”的出现,反而会引发消费者心智上的认知摩擦:它是“山寨”吗?是“副牌”吗?是娃哈哈的高端线还是竞争对手? 这种认知摩擦,正是“娃小宗”最大的成本。 品牌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营销费用去重新教育市场,而这本是“娃哈哈”品牌本自具足的。用一个带着强烈个人烙印的新符号,去替代一个承载了近40年集体记忆的国民符号,其难度无异于换命。 宗馥莉的市场打法充满互联网时代的烙印:4元价格带的“国民精品”定位、圆瓶水墨国风包装、2亿预算用于小红书和抖音种草、与《元梦之星》做AI定制瓶联名。 这套打法清晰地瞄准了18-35岁的Z世代及新锐白领,试图将“娃小宗”打造成“新消费国民品牌”。然而,这种对父辈品牌的刻意切割,在无糖茶市场这个红海中,失去了最强大的武器——国民信任度。 新品牌进场,面对的是东方树叶70%以上的市占率,以及康师傅、三得利的全线降价。在这种竞争烈度下,“娃小宗”必须在品牌认知和产品品质上具备碾压式的优势。但目前来看,它只是在“跟随”(商标布局与东方树叶SKU对应),而非“创造”。在渠道没有强力推进时,蓝鲸调研显示,62%的消费者“没听过娃小宗”,21%认为是“山寨娃哈哈”,这种认知偏差,预示着品牌切换初期25-30%的销售损失。 展开全文 在快消行业,渠道为王。经销商不是品牌的执行者,他们是“利润的理性人”。 娃哈哈拥有160万家的有效终端网点,这是宗庆后时代用极低的利润率和“先款后货”的强硬政策,几十年如一日深耕出来的护城河。然而,这条护城河的稳固,是建立在娃哈哈极高的周转率和经销商对“娃哈哈”这个符号的信任感上。 经销商的核心诉求是确定性的、低风险的利润。 娃哈哈的净利润率仅2%-3%,这已经是行业最低的水平,但经销商依然愿意合作,因为“娃哈哈”是流量品牌,是现金流品牌。它躺在冰柜里就能被消费者指名购买,周转快、回款稳。 现在,“娃小宗”要求经销商在合同到期后改签新约,首单进货门槛提高至200万元,并额外缴纳80万元市场费用,远高于老娃哈哈的50万元保证金标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强硬策略,引发了渠道的强烈震荡:华东、华南地区46%的大商选择“先观望,不签约”。 经销商的直言“你给我娃小宗,我卖不掉怎么办?” 并非情绪发泄,而是利润底气被抽走的现实困境。他们必须承担新品牌从零开始的市场教育成本、库存积压风险,而娃哈哈本身微薄的利润,根本无法覆盖这种“二次创业”的巨大风险。 宏胜计划投入18亿元向60万家终端网点投放冰柜,本质上是用资本实力“硬件捆绑”经销商站队。这像是一场不计成本的赌博。 在品牌认知度为负的情况下,这种策略看似解决了陈列问题,却无法解决动销问题。如果“娃小宗”无法快速形成指名购买,冰柜里的货品就会滞销,高门槛的合同只会加速渠道的观望和离心。若宏胜坚持高门槛,2026年极有可能出现15%的渠道真空,这对快消品牌来说,是灾难性的。 “娃小宗”诞生的核心驱动力,一直都是娃哈哈集团的股权与治理困局。 娃哈哈集团当前的股权架构(上城国资46%、宗馥莉29.4%、职工持股会24.6%)使得“娃哈哈”商标的使用和转让需要全体股东同意,国资拥有实质否决权。更严重的是,国资股东近年来提出宏胜集团长期使用“娃哈哈”商标应支付使用费,使得宗馥莉面临巨大的商标使用合规风险。 在这种商标使用受限、股东矛盾激化的僵局下,宗馥莉的战略步骤是清晰且决绝的: 1.体外布局(2025年5月):通过其100%控股的宏胜集团,闪电注册“娃小宗”全品类商标,并在宏胜系整合供应链(承担娃哈哈约30%代工)。 2.战略切割(2025年9月12日):辞去娃哈哈集团所有职务,完成与集团的组织切割。此举的本质是规避法律和治理风险,为“娃小宗”的独立运营铺平道路。 3.重构边界:既然无法继承带有历史包袱的“娃哈哈”品牌资产,那就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娃小宗”,并通过宏胜系的独立造血能力(2024年宏胜系收入104亿元,净利润率9.2%)和资本规划(拟2026年Pre-IPO),来重构商业控制权的边界,将未来重心彻底转移到宏胜系。 宗馥莉的辞职,是以退为进,是她为绕开集团股权泥潭、确保自己商业版图的独立发展,所采取的最具决断性的战略行动。 宗馥莉主导的这次品牌切换和组织切割,是代际传承、股权博弈和品牌战略三方压力下的复杂终局。 她用辞职完成了与旧体系的法律和组织隔离,试图用强大的资本和精密的战术,在股权和商标的困局中杀出一条血路。但她低估了放弃近千亿“娃哈哈”品牌资产的沉没成本。在快消行业,品牌不是法律文件上的一个名字,它是消费者心智中不可撼动的信任、是渠道商赖以生存的利润底气。 “娃小宗”的诞生和宗馥莉的战略撤退,冒着切断娃哈哈国民品牌大动脉的巨大风险。这种“自废武功”式的创新,是“过于昂贵的不得不为”。 只能拭目以待,是强大的资本和战术能弥补品牌资产的损失,让“娃小宗”快速成长为新一代国民品牌;还是快消品最残酷的“心智垄断”规则,给这位雄心勃勃的接班人上一堂关于“品牌不可撕裂”的昂贵战略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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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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