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我做管理顾问20多年来，有个总结：企业管理中的所有“急症”，背后都是“体制”和“机制”的慢性病。而当我们谈论中国企业中最宏大、最复杂的一项“手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混改）时，这种体制与机制的冲突一瞬间被放大了上百倍。 典型的对比画面如： 中国联通在引入了阿里、腾讯、百度等十四家战略投资者之后，董事会能真正重构，新业务协同爆发，活力再次被激活，它证明了制度设计可以打破旧有的僵局。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些地方性国企，也走完了“招拍挂”的流程，引进了民营资本，但最终只是在股东名册上多了一行字，企业效率纹丝不动，甚至因为文化摩擦而一地鸡毛呢？ 差别到底在哪里？ 不是运气，更不是政策不够好，而在于我们对“混改”的理解，还停留在“混”这个字眼上，而没有真正触及“改”的内核。混改这件事，说复杂，它涉及国资流失风险、员工安置、公司治理、文化融合等十多个系统性议题；说简单，它的核心逻辑就一条：让企业的经营逻辑真正从行政体系中剥离出来，按市场规律办事。 今天，我来大话"混改"，以一个商业观察者和组织进化专家的视角，从底层逻辑、操作路径、系统融合、人力安置这四个维度，呈现这场中国式企业重生的完整逻辑。 一、底层逻辑：混改，是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在我看来，混改不是融资行为，不是简单的所有权多元化，而是一场深刻的、围绕企业生命力和效率展开的权力结构再平衡。所有搞砸的混改，都是因为没有看懂混改的底层逻辑。 国有企业在过往的经济建设中功不可没，但当市场化竞争成为主流时，其深层的两个机制性病灶便会凸显。 其一，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 一个企业，如果所有者（全体人民或国资委）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直接、不清晰，那么经营者就容易从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向追求个人权力或短期的管理便利。这带来的结果是：决策效率低下、投资过度多元化、风险意识弱化。 其二，预算约束软化带来的效率低下。 由于国有企业的隐性政府担保和融资优势，它们对成本的敏感度往往不高，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软预算约束”。当一家企业不需要为自身的效率低付出真正的市场代价时，其内在的改革动力就会消失。 混改的本质，就是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战投），让一个清晰的、逐利的、对风险高度敏感的所有者进入董事会，强制性地实现： ·权力制衡：战投董事与国资董事形成有效博弈，打破“内部人控制”。 ·预算硬化：逐利的民营资本对投资回报率有着苛刻要求，强迫企业提升效率，避免无谓的扩张和消耗。 展开全文 你细品，混改成功与否，看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钱，而是这个钱背后的“权力”是否被激活，是否真正参与到了治理结构中。 我们评价混改，不能看表面的“热闹”，要看深层的“本质”。 ·不看股权比例，看治理效果：哪怕国资仍旧控股，只要新的董事会成员（尤其是战投和独立董事）能有效履职，能让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加市场化、专业化，这就是成功。如果股权散了，但董事会依然是“橡皮图章”，那就是失败。 ·不看融资规模，看经营业绩与创新力：融到再多钱，如果业务板块仍然固步自封，主业不振，副业冗余，那只是饮鸩止渴。成功的混改，体现在新的经营业绩增长点、研发投入远超行业平均、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宁夏水投云澜科技的三年业绩翻倍，就是治理效果转换为经营效果的最好例证。关于混改的反面例证，请看我的另外一篇文章 ·不看改革声势，看市场反应：最终的评判权在市场手里。一个成功混改的企业，其产品和人才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会显著提高，资本市场也会给予更高的估值溢价。 要记住，混改不是一次终极解决方案，而是企业重生的起点，是持续优化的过程。 二、混改三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要选对自己的路 混改的实践路径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无非是三大实现路径，它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激活策略。 这是最受关注的混改模式。成功的案例，如中国联通，引入了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十四家战略投资者，募资高达780亿元。但更关键的是，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融资，而是一场产业生态的重构。 它的核心逻辑是：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不只是我们情感世界的俗语，更是商业世界的铁律。战投的选择，必须符合“战略协同、资源互补、愿景一致”三原则。联通引入互联网巨头，是为了在云服务、大数据、产业互联网等新业务上形成战略协同，打开非邮业务的想象空间。你细品，他们要的不是联通的现金流，而是联通的网络和牌照；联通要的不是他们的钱，而是他们的生态位和敏捷基因。 操作要点，要将以下罗列内容融入到混改叙事： ·董事会重构是关键：必须保障战略投资者应有的董事席位，并引入专业、独立的第三方力量（独立董事）。我曾在多家企业做过董事会治理咨询，我知道，只有当股东能真正制衡管理层时，混改的活力才能被释放。 ·协议条款要精细：退出机制、治理权利、业绩承诺必须在协议中详尽约定。避免“拉郎配”带来的后遗症——当战略不协同后，战投和国资方变成了互相掣肘的“冤家”，谁也无法主导企业发展。 ·股权设计要平衡：联通战投持股35.2%，国资仍保持控制力。这展现了清晰的意图：保持主导，但引入活力。在基础战略性行业，国资控股是底线，但在竞争性非战略性行业，则可以大胆让民资控股，国资转为财务投资者，享受资产增值。 员工持股计划（ESOP）是激活微观个体的“金手铐”。 核心问题在于：员工持股是激励机制，而非福利分配。 山东交运在混改中，员工持股比例达到了政策上限的30%，这在当时是很具突破性的实践。这种模式的成功，在于它将核心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长期价值深度绑定，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然而，难点不在于持股比例，而在于进退机制的灵活设计。 ·持股员工的选择标准：必须是真正对企业长期战略贡献巨大的核心团队和骨干，而非雨露均沾式的普惠。 ·动态调整机制（进退升降）：必须像我一直强调的组织进化理念一样，让员工持股可“进退升降”。进入机制要严格，退出机制要明确（如离职、绩效不达标则强制退出或打折回购），避免股权僵化，变成旧有体制下享受红利的“养老股”。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不干事的老员工，仅仅因为资历深而持股，享受着企业改革带来的红利，而新来的核心人才却无法进入持股圈，那么混改就走偏了，它只是创造了新的“内部不公平”。 第三条路，是国资监管体系本身的迭代升级。其改革逻辑是：将国资委的职能从过去事无巨细的“管企业”转变为宏观的“管资本”。 这需要构建一个扁平化的控股结构，由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作为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机构，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流转。这是一种减少管理层级、提高决策效率的系统性重构。 更关键的是，它为国企混改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资产孵化与退出”通道。对于央企的辅业剥离，或者暂时不适合整体混改的主业，都可以通过资本运营平台进行专业化运作和市场化配置，避免“与民争利”。这种模式的关键成功要素，在于平台的专业化水平、市场化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如果平台仍然是行政意志的延伸，那这只是换了一块牌子。 三、不同行业的差异：俯视角度下的分类混改逻辑 作为商业观察者，我会从俯视的角度去看待混改。从全局性和确定性看，混改从来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动作，而是必须分类施策。这展现了经济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逻辑。 对于电力、石油石化、通信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战略性行业，其混改逻辑是“保持国资控股，但引入产业协同”。 ·中石化销售公司引入25家境内外投资者，募集1070亿元，核心是为了拓展其非油业务的想象空间。油站网络是稀缺资源，但非油业务的运营效率、品类拓展、数字化能力，正是民营资本的强项。这种混改，是在“控制”与“效率”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 ·国家电投黄河公司引入八家战投，募资242亿元，重点在于新能源产业链的协同。国资在清洁能源领域有资源禀赋，战投则带来了技术、管理和市场化运作能力。 现在看到的是：国资保持对主导权的控制，但在细分业务和边缘地带，大胆放权，引入市场化机制，实现“法人治理+有限授权”的差异化管控。这是一种超然性的智慧——在不触及国家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释放活力。 对于充分竞争性行业，如钢铁制造（如宝武欧冶云商的产业互联网生态构建）以及部分地方国企，混改可以探索民资控股甚至完全市场化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国资从经营者彻底转变为投资者，通过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重点关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利用“授权放权+市场化激励”的机制，赋予企业完全的市场化经营自主权。 更深一层的逻辑是：国资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风险控制者”。通过严格的战投选择、详尽的退出机制预设，确保即便民资控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底线也能够被守住。 金融行业的混改则具有特殊性，它必须在风险控制与经营活力之间找到一个极窄的平衡带。 以交通银行为例，民营资本的引入，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产品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是，金融行业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因此，民营资本的入股往往是有限的，并且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它的混改，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重点不在于所有权的彻底改变，而在于公司治理的专业化和产品服务的市场化。 四、混改三部曲：前奏、高潮、尾声，一个都不能少 混改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像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需要清晰的阶段划分和严格的程序控制。我把混改的完整过程分解为“前奏、高潮、尾声”三部曲，行百里者，半九十，尤其在“尾声”阶段，往往是功败垂成之处。 混改前的准备工作，决定了整个混改成功的70%。 先别急，最重要的是明确混改目标。是为了解决债务问题？为了引入新技术？为了拓展新市场？还是仅仅为了完成指标？“为混而混”，缺乏明确目标的，往往在第一步就掉进了战略陷阱。 实操经验是：必须在混改前完成企业价值的全面评估和风险识别，特别是隐性债务、历史遗留问题、国有资产权益界定等，这些都是魔鬼。宁可多花六个月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内部沟通，也不要匆忙上马，去进行一场缺乏共识和方案的“拉郎配”。 高潮阶段，就是核心流程的控制。 ·股权设计：这不仅是数学问题，更是治理结构和利益平衡的艺术。如何通过优先股、不同投票权、员工持股等工具，既保证战投的合理权益，又确保企业的战略定力。 ·资产评估与防流失：资产评估的公正性是底线。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政治红线，必须严格遵守公开透明的程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关联交易的控制。 ·员工持股的可操作性：员工持股方案必须经职代会表决通过，这是保证程序合法性和员工权益的关键。它展现了改革的真诚，而非高层的一纸命令。 混改中出现的问题，90%都能在前期准备中找到原因，而混改中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细节的轻视和对程序的简化。 很多企业把股权交易的完成当作混改的终点，这是最大的误区。更关键的是，混改后的融合，才是决定企业能否重生的尾声。 ·治理机制的磨合：战投进入董事会后，如何真正从过去的“国资一言堂”转向“专业董事会下的科学决策”，需要时间磨合，需要双方管理理念的碰撞与妥协。 ·后评估机制：必须建立“后评估”机制，定期（如三年、五年）评估混改对经营业绩、治理效率、文化氛围带来的实际影响。这不仅是总结经验，更是为后续的动态优化提供数据和方向。没有后评估，就没有持续改进。 五、融合的艺术：四个维度的系统工程 混改是两种甚至多种基因的强行融合，其艺术性，远高于其技术性。这种融合必须是系统性的，在业务、制度、文化、人四个维度同步展开。 业务融合的目标是：实现战略协同。 ·多元化企业的挑战：如何在不同业务板块中，允许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如对新兴业务板块授权更大），同时通过“激励资源池”等制度设计，将国有股权收益转化为激励资源，引导各业务单元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合作。 ·非多元化企业的机遇：专注于主业，通过混改引入的战投，实现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一体化效率提升。例如，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施“强制跟投+杠杆激励”，让核心团队跟投5%至10%，从而推动业务流程的深度协同。 制度是文化的物化。混改后的制度融合，是建立一个“多元包容、绩效导向”的新管理体系。 核心是“三位一体”激励机制的重构： 国有企业的激励往往过于保守或大锅饭，民营资本的进入，必须带来市场化的薪酬理念。在我看来，新的激励机制必须是： 激励体系=岗位分红+业绩挂钩+战略贡献 ·岗位分红：确定岗位的市场价值。 ·业绩挂钩：与团队、个人的绩效结果直接关联。 ·战略贡献：对于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利润，但对企业长期战略价值巨大的项目（如技术研发、新市场开拓），必须设置单独的“战略贡献奖池”进行激励。 这种机制设计，既照顾了国企员工对“稳定”的诉求（岗位分红），又体现了民企对“效率”的追求（业绩挂钩），更保障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贡献）。 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最难啃的骨头。国企文化的稳健保守、强调流程，与民企文化的灵活激进、强调结果，必然会发生冲突。 解决方法不是“消灭”一方，而是“翻译”与“重塑”。 ·文化翻译机制：组织跨文化对话和工作坊，通过案例去解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逻辑。例如，国企人员眼中的“风险规避”，在民企人员看来可能是“缺乏创新”；民企人员眼中的“效率至上”，在国企看来可能是“罔顾流程”。我们不能评价对错，只能去翻译其背后的商业逻辑。 ·文化双轨制：统一核心价值观（如诚信、绩效、客户导向），但允许业务单元在执行层面有文化差异。最终，形成一种“新混合文化”——既有国企的规范稳健，又有民企的绩效导向和市场敏捷。 最终的融合，落到“人”身上。这涉及到管理团队的重新组合、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冗员的妥善安置。 更深层次的思考是：混改必须带来管理团队的迭代。很多成功的混改案例中，都伴随着管理层的市场化选聘和职业化。只有当管理团队本身具备“混合基因”时，企业的执行力才能真正市场化。 六、冗员安置：最敏感的政治经济学 冗员安置，是混改中成本最高、风险最大、最考验决策层智慧和真诚的环节，它不只是人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经营管理者立场，同时做到关爱员工。 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传统国企往往存在大量的富余人员和低效岗位。混改要提升效率，就必须触碰这块最敏感的神经。 我始终强调，对待冗员，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刀切”或粗暴的裁员，而是要提供多元化、有尊严的选择方案。这不仅是人道主义，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 我们将安置方式纳入一个“组织责任光谱”来考量： 冗员安置方案的执行，需要极高的组织纪律性和人文关怀。 ·成立分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经理亲自牵头，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执行，工会全程监督。这展现了企业的改革决心和真诚姿态。 ·职代会表决通过：安置方案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表决通过，确保方案的公开、公平、公正。这是程序合法性的最高保障，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部阻力和舆情风险。 ·沟通与疏导：冗员安置最怕的是信息不透明。必须做好详细的政策解读和心理疏导，让员工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企业提供的各种选择。安置协议必须清晰明确，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一个混改做得好的企业，在冗员安置上一定是真诚的、有担当的、且程序严谨的。它用“人”的方式，解决了“机制”的问题。 七、成功密码与避坑指南 混改绝非一帆风顺，其成功与否，常常在于一些关键的底层要素。 第一，领导重视，这是一把手工程。 任何颠覆性的变革都是一把手工程。决策层必须展现出坚定的改革决心、亲自推动资源配置和各方协调。混改需要穿透行政层级和利益藩篱，没有最高层的推动力，方案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第二，方案科学，顶层设计是地基。 科学的方案必须做到“目标明确，路径清晰，风险可控”。这要求我们在混改前，能清晰地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混改（目标）？我们和谁混（战投选择）？我们怎么管（治理结构）？ 第三，执行到位，细节是分水岭。 从资产清查、评估，到股权交割、董事会组建，再到后期的文化融合工作坊，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精准的控制。正如我一直强调的，结构可以藏起来，但逻辑必须是严丝合缝的。 第四，各方支持，统一战线是保障。 混改需要协调好四方关系：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地方政府的配合、员工群众的理解、战投方的信任。缺乏任何一方的支持，改革都可能陷入泥潭。 战略陷阱：为了混改而混改。 有些地方政府或企业将混改视为简单的“政绩工程”或“融资工具”。如果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战投的钱一到账，就不知道要用来干什么，最终只是摊薄了股权，没有提升核心能力。 操作陷阱：急于求成，程序不当。 在资产评估、信息披露、职工安置等关键程序上为了追求速度而简化，这会带来巨大的合规风险和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程序合规性是混改的生命线。 管理陷阱：文化冲突，融合不力。 这是最常见的失败原因。管理理念的冲突（国企的“稳”与民企的“快”）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导致核心人才流失、运营效率下降，混改后的公司甚至不如混改前。 监管陷阱：政策理解偏差，合规风险。 对国家分类混改的政策精神理解不到位，例如在关键的战略性行业，盲目追求民资控股，这可能触犯监管红线。必须准确理解政策精神，将“红线”内和“红线”外的操作逻辑清晰区分开来。 八、混改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起点 我们再深入一点。混改的本质，是国家在企业治理层面对市场化、专业化力量的一次制度性、系统性引入。 我始终认为，股权结构的调整只是手段，治理能力的提升才是目标。一个混改成功的企业，它不再依靠行政资源，而是依靠其“新混合机制”带来的活力、效率和创新力，去赢得市场竞争。 在未来，混改将进入一个2.0时代： ·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更加注重协同效应、治理实效和可持续发展。 ·从单一模式到多元探索：治理机制将更加精细化，激励约束将更加差异化。 混改这件事，考验的既是战略定力（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改），也是战术灵活性（知道如何处理冗员和文化融合）。最重要的是，要始终记住混改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给股东名册增加一行字，而是为了让这家企业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 混改成功的企业，将在新一轮的组织进化中占据先机。而那些混改失败或不愿触动体制的企业，可能会被时代淘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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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道总有理 文 | 道总有理 9月末，大连😎万达集团及法人王健林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限高涉及执行标的1.86亿元。从昔日“中国首富”到无法乘坐飞🙌机头等舱、入住星级酒店，巨大的身份反差让这一消息震动社交平台👍。 很快，情况发生反转，9月29日，王健林“限高”措施🤗已取消。有媒体报道本次事件是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或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 但这已并非万达首次陷入执行纠😎纷。 9月初，北京金融法院已新增一则对万达的执行信息，🌟标的超4亿元。截至目前，万达累计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52亿元，🙌同时背负94亿元股权冻结，其中上海万达网络金融与小额贷款两家😴公司的冻结股权占比超九成。 细究这几年的万达发展，诸如😅此类风波数不胜数，有些甚至早已埋下了伏笔，更有意思的是，王健😂林与万达的生存命题，似乎也成了中国一代民营企业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从「强势崛起」到「大势已去」 19😘88年，中国成立房地产公司需要100万元注册资金，王健林就借😢了100万。 据他自己说，借款必须找人担保，担保人拿走🤯50万元，实际上只拿到50 万元，而且借100 万元给他的人🔥，要求他5年还款，每年25%的回报。看起来条件非常苛刻，但彼👍时王健林骨子里的风险精神就开始显露。 他拿着借来的钱在🙄大连西岗区创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浪🎉潮涌得热烈，到1992年，这家公司已经占据大连房地产市场20🌟%的份额，年销售额达到20亿，也是这一年，王健林掏出2000❤️块重金登报征名，最终，从满纸投稿里挑出的“万达”二字，寓意万😴事顺遂、通达四方。 王健林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把万达的成🤔长分为四步。 第一步在1993年，他带着团队南下广州，🔥 那时候，民营企业到外地发展困难重重。王健林就去找广州👍当地企业谈，最后跟广州华侨房地产公司谈好，一年交200 万元🤗，注册了一个分公司，也正是从广州开始，万达逐渐从一个区域公司🎉变成全国性公司。 第二步在2000年，进军商业地产。 🚀 2000年前，万达主要做住宅开发，之所以要转型，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到，是因为当时民营企业的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完😀善，公司有两个老员工，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肝病，这件事促使🤯他想要更多现金来保障员工福利。 住宅房地产开发的现金流👍不稳定。 为了寻求稳定的现金流，万达做过制造业、制药厂🔥，还做过超市，外贸等等，到2000年，决定把不动产作为企业的👏支柱产业，2004年，王健林提出“城市综合体”的概念，把商场😎、酒店、写字楼、公寓都整合在一起。 展开全文 从👍那年开始，万达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最风光的时候，地方排队与❤️万达合作，甚至在上海，万达都以超低价拿下了五角场的场块。同时😴，万达广场飞速扩张，唐山万达广场110万平米，石家庄万达广场😁更是达到183万平米。 第三步在2006年，因为万达购🤩物中心需要配电影院，王健林开始琢磨文化产业。 他投资了🔥万达乐园，扬言要让上海迪士尼二十年无法盈利。最初万达跟美国时😉代华纳院线合作，但由于两方面原因，双方没能合作下去，万达先后🙌和上海、江苏、广东、北京等地的广电集团谈合作。 第四步😘在2015年前后，万达大举进军海外。 彼时，万达宣布了😎十年战略规划，计划十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2014年到🤗2016年，万达投资了16个海外项目，买下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大厦，以9.21亿英镑吞下了欧洲第一大院线，买下美国传🤗奇影业。 那几年，万达风光无限，综合过往年度报告，20😊09年，万达员工总人数近两万人，2015年达到十三万人，等到😉2016年，万达的总资产已经逼近8000亿元，营业收入达到2😀550亿元，王健林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他看来，🚀万达“去地产化”目标终于实现。 2017年，万达在全国😉已经有近200个商业项目，也正是在当年，万达急转直下。2月份😊，万达的海外收购之路受挫，6月份，遇上“股债双杀”，7月份，🤩万达在海外的六个项目被严格管控。 2018年1月，万达😆集团2017年年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称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万达商业不得已转让文旅项目、酒店资产，曾经让⭐首富引以为傲的四步棋，终于沦为“弃子”。 2017年，😊王健林以438亿的价格，把13个文旅项目卖给了融创，又把77😅家酒店以199亿卖给了富力，2019年，万达影视被儒意影业收🤗购，2020年，百年人寿卖给了绿城，百货业务卖给了苏宁。 👏 到了2023年，万达大规模出售购物广场，三十多座万达广场😎易主。2024年，北京CBD的总部大楼卖给了新华保险和中金资😴本，万达商管的控制权交给了太盟投资集团；截至2025年9月，😴万达广场已累计出售85个。 或许，浪潮从不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奔涌，后来的每一次出售，也都是王健林在时代洪流下的无奈😎抉择。当万达广场的灯光熄灭在夜色里，不只是一个企业的起落，更🤯是一个时代里，野心与命运、辉煌与落寞交织的篇章。 冲动🚀退市「误终身」 绝大部分人起底王健林会把他与万达的不幸😘归咎于2016年的私有化退市上。 早在2014年，万达😜商业成功在港股上市，2015年，万达商业的股价最高涨到了76😀港元，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跌破发行价，跌到30港元左右。此时的🤩王健林对港股的低估很是失望，一口气以52.8港元的价格，回购😍了万达商业所有H股股票。 私有化退市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A股IPO受阻；转战港股再受挫；对赌协议引爆危机🚀；索债方生出多米诺骨牌效应；资产大规模出售……一连串的危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王健林如今的局面。 至于王健林为什😁么选择私有化退市，除了对港股估值的不满，其过于自信的行事作风😜也一度被视为另一个主因。纵观这位首富先生的前半生，一个“赌”😉字基本可以概括，他本人也曾说过：“没有人永远赢得所有赌局，但🚀永远有人愿意赌。” 但在这两大因素之外，万达本身的发展🌟其实才是王健林选择私有化退市的关键。 2015年，万达❤️商业收入1242亿元，比2014年增长15.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99.7亿元，同比增长20.66%。看起来很😡亮眼，但细究起来风险不少。据悉，万达商业虽有三大业务，但主营😢收是物业销售板块。 当年，物业销售为万达商业贡献了82😂.5%的收入，总合同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640亿元。 但😉这一成绩与万达本身的关系不大，更多是得益于地产行业回暖，20😁15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100排行榜》显示，201🚀4年万达商业销售金额1501亿元人民币排名第三， 2015年😀销售金额1512.6亿元人民币，位列第四。 换句话说，🚀在地产行业发达的一年，万达排名不进反退。 其次，201😆5年万达商业业绩公告显示，其物业存货出现15%的增长，酒店业👍务净利润为亏损6.02亿元人民币；万达商业物业租赁出租率从2🔥014年的99.32%下滑到2015年的96.37%，同期，🤩太古地产、中粮地产2015年的出租率都维持在99%左右。 😜 或许，港股对万达商业的估值未必失了公允。 另外，商🤩业地产是“吞金兽”，万达商业的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20😜13年，万达商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90%，2015年报显示，万😉达商业的净负债率为61.05%，较2014年底的56.68%❤️上升了4.37个百分点。 对比之下，同行的净负债率维持🔥在40%左右，华润置地甚至已降到23%。 这时候，王健😊林发现发债券比在股市融资划算。2015年8月28日，万达商业😉首次五年期（3+2）50亿元公司债成功发行，票面利率4.09🤔%，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月12日，万达商业两😜次发行五年期、额度为50亿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分别为3.9😊3%和3.20%。 当然，万达商业退市不是不想上市，是😢想换个地方上市，然而，后续的一切已不需要赘述。 十年前🤩，王健林手握292座万达广场、1300家影院、13家文旅城、😴80家五星级酒店、150亿美元海外投资，以2200亿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首富。2025年，《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上😢，王健林父子的财富为588.1亿元。 时至今日，曾经叱👍咤风云的首富跌进谷底。 再路过那些换了主人的万达广场，🌟还会有很多人想起王健林在商海上挥斥方遒的模样，只是这一次，赌😴桌早已散场，筹码尽失，资本市场从不同情“赌徒”，一旦行差踏错🤔，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在时代的风里，满是繁华落尽的唏嘘。 ❤️ 首富翻盘，也要靠「下沉市场」了 十年光阴，曾经的商业⭐帝国一点点瓦解，王健林卖了半副身家，手中的资产版图大幅收缩。😜那么，险些被限高的“首富”还剩什么？ 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万达集团对外投资仍处于存续状态的企业为24家，持股😴超过50%的为15家；王健林所控制的企业有76家处于存续期间👏，对外投资的11家企业中则仅有6家显示为存续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万达集团及王健林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大连新达盟40%🤗股权、约200座万达广场，以及万达体育、万达宝贝王等。这大概😅是王健林能否在70岁高龄再逆袭的重要筹码，尤其是幸存的万达广😴场。 从这些广场的分布来看，王健林远没有认输，因为他卖😍掉的与留下的都藏着他对未来的渴望。比如，王健林正加速出手一二😆线城市的万达广场，2025年5月6日，王健林500亿元出售4😴8座万达广场，这其中覆盖多城首发项目及一二线城市元老级项目。😁 结合赢商大数据最新《2024中国城市商业力》分析显示🙄，商业一线和准一线城市项目占比高达33%，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重要城市均有涉及；商业二线城市项目占27%。 🔥 相反的，遍布全国县城的万达广场却很少被列入出售名单。 👍 理由很简单，因为下沉市场的万达广场展现出了强劲的消费活力🎉。 2023年12月，四川宜宾下辖县级市宜昌万达广场开🙄业，开业3天累计客流近40万，销售额超千万；2024年1月，😘重庆忠县万达广场开业首日，共接待消费者23.6万人次，销售额🤯突破750万元，创下行业多个第一。 投资与运营成本上，🎉县城万达广场也有超高性价比。 以湖北宜都万达广场为例，🎉其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8亿元，而一线城市同等规🎉模项目投资额往往超过20亿元。在运营成本上，县城万达广场的租😉金、人力成本较一二线城市低30%-50%，宜都万达广场租金回🤯报率达6.8%，高于一线城市平均5.2%的水平。 同时😁，县城万达广场在资源获取上优于一二线城市项目。 以重庆😉忠县为例，当地为万达广场提供了土地出让金返还、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并协调开通了直达广场的公交线路。在万达面临流动性压力的👍背景下，县城万达广场的现金流价值凸显，湖北宜都万达广场年租金😂收入约8000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513座万达广场中，三四线城市占比超过60%，同时，轻资💯产占比超40％。这也是王健林为自己留的后路，在一些出售的万达👍广场里，万达仍然保留运营管理权。 轻资产模式对万达而言😉，是退而求其次的生存法则。 总的来说，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分布已从全国扩张转向“五环外留守”，三四线城市与整个下沉地区🎉成为最后的生存空间。尽管通过轻资产化和业态调整，暂时维持了运⭐营，但债务危机、消费疲软和竞争加剧，无疑又构成了一重新的枷锁😂。 王健林还有机会翻身吗？ 未来几年，这些幸存的⭐万达广场能否在县域市场续写“一个广场改变一座城”的神话，还是😜未知数。若无法实现重新上市或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些广场可能进一🚀步被出售或抵押，届时，王健林的商业版图或将彻底重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