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道总有理 文 | 道总有理 9月末，大连万达集团及法人王健林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限高涉及执行标的1.86亿元。从昔日“中国首富”到无法乘坐飞机头等舱、入住星级酒店，巨大的身份反差让这一消息震动社交平台。 很快，情况发生反转，9月29日，王健林“限高”措施已取消。有媒体报道本次事件是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或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 但这已并非万达首次陷入执行纠纷。 9月初，北京金融法院已新增一则对万达的执行信息，标的超4亿元。截至目前，万达累计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52亿元，同时背负94亿元股权冻结，其中上海万达网络金融与小额贷款两家公司的冻结股权占比超九成。 细究这几年的万达发展，诸如此类风波数不胜数，有些甚至早已埋下了伏笔，更有意思的是，王健林与万达的生存命题，似乎也成了中国一代民营企业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从「强势崛起」到「大势已去」 1988年，中国成立房地产公司需要100万元注册资金，王健林就借了100万。 据他自己说，借款必须找人担保，担保人拿走50万元，实际上只拿到50 万元，而且借100 万元给他的人，要求他5年还款，每年25%的回报。看起来条件非常苛刻，但彼时王健林骨子里的风险精神就开始显露。 他拿着借来的钱在大连西岗区创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浪潮涌得热烈，到1992年，这家公司已经占据大连房地产市场20%的份额，年销售额达到20亿，也是这一年，王健林掏出2000块重金登报征名，最终，从满纸投稿里挑出的“万达”二字，寓意万事顺遂、通达四方。 王健林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把万达的成长分为四步。 第一步在1993年，他带着团队南下广州， 那时候，民营企业到外地发展困难重重。王健林就去找广州当地企业谈，最后跟广州华侨房地产公司谈好，一年交200 万元，注册了一个分公司，也正是从广州开始，万达逐渐从一个区域公司变成全国性公司。 第二步在2000年，进军商业地产。 2000年前，万达主要做住宅开发，之所以要转型，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到，是因为当时民营企业的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完善，公司有两个老员工，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肝病，这件事促使他想要更多现金来保障员工福利。 住宅房地产开发的现金流不稳定。 为了寻求稳定的现金流，万达做过制造业、制药厂，还做过超市，外贸等等，到2000年，决定把不动产作为企业的支柱产业，2004年，王健林提出“城市综合体”的概念，把商场、酒店、写字楼、公寓都整合在一起。 展开全文 从那年开始，万达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最风光的时候，地方排队与万达合作，甚至在上海，万达都以超低价拿下了五角场的场块。同时，万达广场飞速扩张，唐山万达广场110万平米，石家庄万达广场更是达到183万平米。 第三步在2006年，因为万达购物中心需要配电影院，王健林开始琢磨文化产业。 他投资了万达乐园，扬言要让上海迪士尼二十年无法盈利。最初万达跟美国时代华纳院线合作，但由于两方面原因，双方没能合作下去，万达先后和上海、江苏、广东、北京等地的广电集团谈合作。 第四步在2015年前后，万达大举进军海外。 彼时，万达宣布了十年战略规划，计划十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2014年到2016年，万达投资了16个海外项目，买下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大厦，以9.21亿英镑吞下了欧洲第一大院线，买下美国传奇影业。 那几年，万达风光无限，综合过往年度报告，2009年，万达员工总人数近两万人，2015年达到十三万人，等到2016年，万达的总资产已经逼近8000亿元，营业收入达到2550亿元，王健林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他看来，万达“去地产化”目标终于实现。 2017年，万达在全国已经有近200个商业项目，也正是在当年，万达急转直下。2月份，万达的海外收购之路受挫，6月份，遇上“股债双杀”，7月份，万达在海外的六个项目被严格管控。 2018年1月，万达集团2017年年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称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万达商业不得已转让文旅项目、酒店资产，曾经让首富引以为傲的四步棋，终于沦为“弃子”。 2017年，王健林以438亿的价格，把13个文旅项目卖给了融创，又把77家酒店以199亿卖给了富力，2019年，万达影视被儒意影业收购，2020年，百年人寿卖给了绿城，百货业务卖给了苏宁。 到了2023年，万达大规模出售购物广场，三十多座万达广场易主。2024年，北京CBD的总部大楼卖给了新华保险和中金资本，万达商管的控制权交给了太盟投资集团；截至2025年9月，万达广场已累计出售85个。 或许，浪潮从不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奔涌，后来的每一次出售，也都是王健林在时代洪流下的无奈抉择。当万达广场的灯光熄灭在夜色里，不只是一个企业的起落，更是一个时代里，野心与命运、辉煌与落寞交织的篇章。 冲动退市「误终身」 绝大部分人起底王健林会把他与万达的不幸归咎于2016年的私有化退市上。 早在2014年，万达商业成功在港股上市，2015年，万达商业的股价最高涨到了76港元，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跌破发行价，跌到30港元左右。此时的王健林对港股的低估很是失望，一口气以52.8港元的价格，回购了万达商业所有H股股票。 私有化退市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A股IPO受阻；转战港股再受挫；对赌协议引爆危机；索债方生出多米诺骨牌效应；资产大规模出售……一连串的危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王健林如今的局面。 至于王健林为什么选择私有化退市，除了对港股估值的不满，其过于自信的行事作风也一度被视为另一个主因。纵观这位首富先生的前半生，一个“赌”字基本可以概括，他本人也曾说过：“没有人永远赢得所有赌局，但永远有人愿意赌。” 但在这两大因素之外，万达本身的发展其实才是王健林选择私有化退市的关键。 2015年，万达商业收入1242亿元，比2014年增长15.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99.7亿元，同比增长20.66%。看起来很亮眼，但细究起来风险不少。据悉，万达商业虽有三大业务，但主营收是物业销售板块。 当年，物业销售为万达商业贡献了82.5%的收入，总合同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640亿元。 但这一成绩与万达本身的关系不大，更多是得益于地产行业回暖，2015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100排行榜》显示，2014年万达商业销售金额1501亿元人民币排名第三， 2015年销售金额1512.6亿元人民币，位列第四。 换句话说，在地产行业发达的一年，万达排名不进反退。 其次，2015年万达商业业绩公告显示，其物业存货出现15%的增长，酒店业务净利润为亏损6.02亿元人民币；万达商业物业租赁出租率从2014年的99.32%下滑到2015年的96.37%，同期，太古地产、中粮地产2015年的出租率都维持在99%左右。 或许，港股对万达商业的估值未必失了公允。 另外，商业地产是“吞金兽”，万达商业的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2013年，万达商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90%，2015年报显示，万达商业的净负债率为61.05%，较2014年底的56.68%上升了4.37个百分点。 对比之下，同行的净负债率维持在40%左右，华润置地甚至已降到23%。 这时候，王健林发现发债券比在股市融资划算。2015年8月28日，万达商业首次五年期（3+2）50亿元公司债成功发行，票面利率4.09%，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月12日，万达商业两次发行五年期、额度为50亿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分别为3.93%和3.20%。 当然，万达商业退市不是不想上市，是想换个地方上市，然而，后续的一切已不需要赘述。 十年前，王健林手握292座万达广场、1300家影院、13家文旅城、80家五星级酒店、150亿美元海外投资，以2200亿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首富。2025年，《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上，王健林父子的财富为588.1亿元。 时至今日，曾经叱咤风云的首富跌进谷底。 再路过那些换了主人的万达广场，还会有很多人想起王健林在商海上挥斥方遒的模样，只是这一次，赌桌早已散场，筹码尽失，资本市场从不同情“赌徒”，一旦行差踏错，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在时代的风里，满是繁华落尽的唏嘘。 首富翻盘，也要靠「下沉市场」了 十年光阴，曾经的商业帝国一点点瓦解，王健林卖了半副身家，手中的资产版图大幅收缩。那么，险些被限高的“首富”还剩什么？ 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万达集团对外投资仍处于存续状态的企业为24家，持股超过50%的为15家；王健林所控制的企业有76家处于存续期间，对外投资的11家企业中则仅有6家显示为存续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万达集团及王健林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大连新达盟40%股权、约200座万达广场，以及万达体育、万达宝贝王等。这大概是王健林能否在70岁高龄再逆袭的重要筹码，尤其是幸存的万达广场。 从这些广场的分布来看，王健林远没有认输，因为他卖掉的与留下的都藏着他对未来的渴望。比如，王健林正加速出手一二线城市的万达广场，2025年5月6日，王健林500亿元出售48座万达广场，这其中覆盖多城首发项目及一二线城市元老级项目。 结合赢商大数据最新《2024中国城市商业力》分析显示，商业一线和准一线城市项目占比高达33%，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重要城市均有涉及；商业二线城市项目占27%。 相反的，遍布全国县城的万达广场却很少被列入出售名单。 理由很简单，因为下沉市场的万达广场展现出了强劲的消费活力。 2023年12月，四川宜宾下辖县级市宜昌万达广场开业，开业3天累计客流近40万，销售额超千万；2024年1月，重庆忠县万达广场开业首日，共接待消费者23.6万人次，销售额突破750万元，创下行业多个第一。 投资与运营成本上，县城万达广场也有超高性价比。 以湖北宜都万达广场为例，其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8亿元，而一线城市同等规模项目投资额往往超过20亿元。在运营成本上，县城万达广场的租金、人力成本较一二线城市低30%-50%，宜都万达广场租金回报率达6.8%，高于一线城市平均5.2%的水平。 同时，县城万达广场在资源获取上优于一二线城市项目。 以重庆忠县为例，当地为万达广场提供了土地出让金返还、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并协调开通了直达广场的公交线路。在万达面临流动性压力的背景下，县城万达广场的现金流价值凸显，湖北宜都万达广场年租金收入约8000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513座万达广场中，三四线城市占比超过60%，同时，轻资产占比超40％。这也是王健林为自己留的后路，在一些出售的万达广场里，万达仍然保留运营管理权。 轻资产模式对万达而言，是退而求其次的生存法则。 总的来说，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分布已从全国扩张转向“五环外留守”，三四线城市与整个下沉地区成为最后的生存空间。尽管通过轻资产化和业态调整，暂时维持了运营，但债务危机、消费疲软和竞争加剧，无疑又构成了一重新的枷锁。 王健林还有机会翻身吗？ 未来几年，这些幸存的万达广场能否在县域市场续写“一个广场改变一座城”的神话，还是未知数。若无法实现重新上市或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些广场可能进一步被出售或抵押，届时，王健林的商业版图或将彻底重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