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亚太药业（002370.SZ）公告，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上海汉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汉平、傅才、胡铮辉组成的管理团队及一致行动人宋凌杰的通知，公司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这已不是亚太药业首次筹谋易主。回溯至2021年，“富邦系”通过司法竞拍、受让股份等方式拿下亚太药业控制权。而前次易主的“祸根”，与一段9亿豪赌换来财务造假的“黑历史”相关，且由此引发的业绩补偿款公司至今仍未拿到。 即便“富邦系”入主后尝试卖子回血，依旧挡不住亚太药业经营每况愈下。如今的亚太药业已然游走在退市风险边缘，能否通过再度易主扭转多年颓势？ 9亿并购埋雷，财务造假余波未平 亚太药业成立于1989年，前身为浙江亚太制药厂，2010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旗下产品涉及化学药品制剂、化学原料药、药品研发等几大板块。 为拓展CRO业务版图，2015年，亚太药业以9亿元对价收购Green Villa Holdings LTD.持有的上海新高峰100%股权，并与交易对方签订了明确的业绩承诺协议。彼时，公司寄望通过这一并购切入高增长的医药研发服务领域，实现业务结构升级。岂料，这笔耗资9亿元的豪赌，最终换来一地鸡毛。 2019年，亚太药业业绩突然爆雷，净利润巨亏20.69亿元，同比断崖式下滑1095.57%。伴随巨亏而来的，是上海新高峰连续三年财务造假的真相浮出水面。根据2021年4月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新高峰在未开展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从2016年至2018年，合计虚增营收4.53亿元、虚增利润总额1.74亿元。 财务造假的曝光，直接将亚太药业原实控人陈尧根、钟婉珍夫妇推向绝境。受业绩巨亏、信用违约等影响，二人深陷数亿元金融债务纠纷，所持有的亚太药业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并进入拍卖程序。也正是在这一空窗期，“富邦系”瞄准了亚太药业的控制权，开启了入主进程。 2021年7月-11月，富邦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汉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司法竞拍获得亚太药业5767万股股票，2022年1月，富邦集团协议受让宁波银行所持有的亚太药业3900万股股票，合计耗资4.18亿元拿下亚太药业18.02％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宋汉平成为实际控制人，其儿子宋凌杰为公司董事长。 但“富邦系”接手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经会计差错更正后，上海新高峰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方Green Villa Holdings LTD.和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任军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需以现金方式对亚太药业进行补偿2.56亿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二计算的违约金。 然而截至2025年半年报披露，亚太药业仍未收到这笔补偿款——尽管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执行结果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卖子回血难阻颓势，游走在保壳边缘 经此一遭后，亚太药业元气大伤，即便“富邦系”入主后也并未扭转颓势。数据显示，自2019年爆雷至今年上半年，亚太药业连续6年半合计亏损超27亿元，主营业务持续承压。 展开全文 具体来看，2019年至2024年，亚太药业实现营收7.09亿元、5.15亿元、3.15亿元、3.73亿元、4.21亿元、4.05亿元；扣非净利润连亏6年，分别为-19.4亿元、-1.43亿元、-2.39亿元、-1.17亿元、-6894.45万元、-2813.19万元。 2025年上半年，亚太药业实现营业收入约1.52亿元，同比减少3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5亿元，同比增加1820.97%；但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却为-4886.22万元，同比暴跌524.31%。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上半年净利润的暴增并非源于主营业务改善，而是通过出售全资子公司绍兴兴亚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合计增加当期利润总额约1.49亿元。而扣非净利润的大幅下滑，则暴露了核心业务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受国家药品集采政策、医药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收入持续下滑；另一方面，公司赎回到期后未转股的可转债，为此支付的补偿利息大幅增加财务费用，进一步侵蚀了利润空间。 根据沪深交易所2024年修订的相关规则，主板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扣非前后孰低）为负且营收（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低于3亿元，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倘若公司下半年未能实现营收大幅增长、核心业务扭亏，难保不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在此背景下，亚太药业筹划控制权变更，既被解读为“富邦系”抽身离场的信号，也为新控制方能否带来资金、资源帮助公司摆脱退市阴影留下了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与羸弱基本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太药业股价在2025年呈现出明显概念炒作特征。受益于A股创新药板块的整体上涨，叠加市场对医药企业并购重组的预期，亚太药业股价年内一度大幅冲高，尽管近期有所回调，但年内涨幅仍有85.9%。 九年前并购造假的余波、六年扣非连亏的压力、步步紧逼的退市风险，都意味着若新控制方无法在短期内拿出切实有效的经营改善方案，炒作热潮终将退去，亚太药业不得不直面“市值虚高但经营空心化”的困境。（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马琼，编辑 | 曹晟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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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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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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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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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