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互联网怪盗团 文 | 互联网怪盗团 高市早苗已经毫无争议地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果没有意外，她会在10月中旬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这是颇为难得的：要知道，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日本是重男轻女倾向最强的一个，至今还保留着浓厚的“女性结婚之后从职场隐退”以及“女性不参与企业管理层”的文化。高市早苗既不是出身政治世家，也没有借助夫家或婆家的力量，竟然在这样一个日本成为了女首相，这一幕此前恐怕只能在动漫当中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高市早苗除了生理性别是女性之外，几乎不符合外界对“女性领袖”的任何定义——她的思想高度保守，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极右翼”，而且其政策议题完全不涉及女性主义。例如，在“女性天皇即位”这种高度象征性的议题上，高市早苗比很多男人还保守。如果把她的照片和简历遮起来，只看她的政策纲领，你多半会觉得她是个典型的日本老男人。 我今天想讨论的不是高市早苗，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女性领袖”：女总统、女首相、掌握大政方针并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女性。回首过去三四十年，广义的西方世界（包括采用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东方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产生了一大批女性领导者，例如：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特蕾莎·梅、特拉兹； 德国的默克尔； 韩国的朴槿惠； 意大利的梅洛尼； 瑞典的安德松； 日本的（尚未正式上位的）高市早苗。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特蕾莎·梅、特拉兹； 德国的默克尔； 韩国的朴槿惠； 意大利的梅洛尼； 瑞典的安德松； 日本的（尚未正式上位的）高市早苗。 她们有什么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女性、都通过某种形式的选举上台之外，最大的特点是——她们几乎都属于保守派，被定义为“右翼”或“中间偏右”，仅有瑞典的安德松一个例外。从刻板印象上，我们或许会认为，女性容易偏向自由派，毕竟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左翼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左翼或许更能接受女性当领导这个事实。现实却完全相反，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女性领袖均出身保守主义阵营，而且其主要政纲与女性议题无关： 撒切尔夫人是典型的保守党人，把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向右推了一大截。特蕾莎·梅和特拉兹也都是保守党人。至于左翼的工党，至今尚未推出一位女性首相或首相候选人。 默克尔是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也是中间偏右的基民盟领导人。她的政策放在整个西方世界不算太右，但是对于德国来说还是比较右的。 朴槿惠就不用说了，她继承了保守派父亲的政治遗产，任期内在经济议题上倾向于自由市场，在社会议题上倾向于传统保守，是典型的右翼政治家。 梅洛尼不但属于右翼，而且属于右翼民粹政客，掌权之后颁布了严厉的移民和犯罪管制政策。她的上台被认为是西欧国家民粹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市早苗哪怕在本身就偏右的自民党内部，也属于最右的派系之一，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她上台之后究竟右到什么地步。 安德松属于极少数依靠环保政策上台的发达国家左翼女性政客，但出自不太重要的瑞典，而且只干了一年就下课了。 展开全文 撒切尔夫人是典型的保守党人，把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向右推了一大截。特蕾莎·梅和特拉兹也都是保守党人。至于左翼的工党，至今尚未推出一位女性首相或首相候选人。 默克尔是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也是中间偏右的基民盟领导人。她的政策放在整个西方世界不算太右，但是对于德国来说还是比较右的。 朴槿惠就不用说了，她继承了保守派父亲的政治遗产，任期内在经济议题上倾向于自由市场，在社会议题上倾向于传统保守，是典型的右翼政治家。 梅洛尼不但属于右翼，而且属于右翼民粹政客，掌权之后颁布了严厉的移民和犯罪管制政策。她的上台被认为是西欧国家民粹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市早苗哪怕在本身就偏右的自民党内部，也属于最右的派系之一，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她上台之后究竟右到什么地步。 安德松属于极少数依靠环保政策上台的发达国家左翼女性政客，但出自不太重要的瑞典，而且只干了一年就下课了。 别误会，从统计数据看，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支持左翼或中间偏左阵营的女性还是占据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左翼阵营往往会把堕胎权、女性平权、女性经济地位等置于核心议题，而右翼阵营往往更强调“传统”和“秩序”——这一般而言意味着较低的女性地位。神奇的是，在明显对女性更友好的左翼阵营当中，极少有女性爬到最高点。如果一个女性希望通过从政去影响世界，她的最佳选择竟然是加入右翼阵营！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国家的女性领袖极少有依靠女性选票上位成功的。虽然女性选民可能天然对女性政客抱有好感，但是真正成功的女性政客的基本盘往往是男性选民！这又是一个反常识的现象，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典型的案例：成功上位的撒切尔夫人、朴槿惠，以及失败的希拉里、哈里斯： 撒切尔夫人在其赢得的三次大选(1979, 1983, 1987)当中，获得的男性支持率均远高于女性。最典型的是1983年的那场压倒性胜利：支持撒切尔的男性比例为46%，女性比例仅为39%。其实，保守党一贯就比较吸引男性选民，撒切尔只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朴槿惠在2012年大选当中获得的男性和女性支持率相仿，在女性当中稍高一些。但是学术研究显示，那次大选当中的男女选民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朴槿惠很可能同时赢得了多数男性和女性的支持。 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4%的女性选民和41%的男性选民支持，从而占据了牢固的“女性优势”。很遗憾，虽然她赢得了普选票优势，但决定大位归属的是铁锈地带的男性选民。 哈里斯在2024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3%的女性选民和43%的男性选民支持，其“女性优势”与希拉里如出一辙。但是很遗憾，由于对手的“男性优势”过于强大，哈里斯不但输掉了选举人票，还输掉了普选票。 撒切尔夫人在其赢得的三次大选(1979, 1983, 1987)当中，获得的男性支持率均远高于女性。最典型的是1983年的那场压倒性胜利：支持撒切尔的男性比例为46%，女性比例仅为39%。其实，保守党一贯就比较吸引男性选民，撒切尔只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朴槿惠在2012年大选当中获得的男性和女性支持率相仿，在女性当中稍高一些。但是学术研究显示，那次大选当中的男女选民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朴槿惠很可能同时赢得了多数男性和女性的支持。 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4%的女性选民和41%的男性选民支持，从而占据了牢固的“女性优势”。很遗憾，虽然她赢得了普选票优势，但决定大位归属的是铁锈地带的男性选民。 哈里斯在2024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3%的女性选民和43%的男性选民支持，其“女性优势”与希拉里如出一辙。但是很遗憾，由于对手的“男性优势”过于强大，哈里斯不但输掉了选举人票，还输掉了普选票。 至于高市早苗，她的上位是自民党内部选举的结果。她在议员票当中的优势不大（第一轮甚至是劣势），其取胜关键在于以压倒优势赢得了地方党友票。虽然目前还看不到关于地方党友按照性别划分的支持率统计，但是考虑到高市早苗在47个都府道县当中赢下了36个，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她在男性和女性党友当中都获得了多数支持。何况自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男性支持者比例偏高的中间偏右组织。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女性政客很难依靠多数女性选民的支持而上位，反倒可以依靠多数男性选民的支持而上位。而众所周知，多数男性一般都支持保守派（右翼/中间偏右），所以女性政客上位的最佳途径是加入保守派阵营。当然，考虑到政治的严肃性，一个女性不太可能抱着纯粹的“投机”目的，临时抱佛脚地跑到保守派那边试图上位。无论是撒切尔、默克尔，还是朴槿惠、高市早苗，其从政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保守派阵营度过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说实话，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最近两天，我翻阅了许多英文材料，还跟ChatGPT聊了很久，但仍然没有得出令我满意的解答。或许，上述现象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例如2016年希拉里差一点就当选了，未来四五年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未知数。我不是研究政治科学的专家，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和直观感受出发，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在发达国家，单纯的“女性路线”往往容易挤出大量男性选民，而“男性路线”不会对女性选民产生类似的挤出效果。不妨看看撒切尔夫人的例子：在三次大选当中，她秉承的经济市场化、外交强硬化政策，都不太受女性选民欢迎，但是5-7%的女性支持率劣势还算可以接受。撒切尔享受的待遇，其实是“被男性特别喜欢，被女性不太喜欢”——但是女性也不算特别讨厌她。这种微妙的平衡足以让她成为战后最有权势的英国首相。 如果女性政客希望依靠“女性路线”获胜，她就必须拿到非常大的女性选票优势，大到足以抵消一切男性选票劣势。2016年，希拉里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她在男性当中输掉了13个百分点，在女性当中赢了11个百分点，而那年的女性选民比例比男性高6个百分点(53% vs. 47%)；如果按照普选票计算，希拉里已经获胜了。可是到了2024年，哈里斯在女性当中只赢了10个百分点，在男性当中输掉了10个百分点，而那年的男性选民比例略高于女性。既没有动员出足够多的女性出来投票，也没有在女性当中捞到足够大的优势，结果只能是失败。 其次，男性选民会喜欢什么样的女性政客？是那种举手投足带着精英范儿、动辄探讨社会进步议题、在华尔街和好莱坞随处可见的“上流社会女性”吗？可能会有一部分男性喜欢，但我的直观感受是，大部分男性会倾向于传统的、强有力的、带有英雄气概的女性。在二次元文化中，这种女性被称为“反差萌”——看似温和乃至柔弱的躯体，蕴含着刚强果断的精神。哪怕是骨子里重男轻女的男性，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特蕾西亚皇后、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女性决断者”，一般而言也是尊崇的，甚至胜过尊崇男性统治者。 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台词是：“永恒的女性，带领我们飞升。”(Enternal womanhood leads us ahigh). 在原文当中，“永恒的女性”特指两个人物：第一个是圣母玛利亚，她拥有赦免罪人的权力；第二个是“悔罪女一人”（旧名格蕾辛），她拥有向圣母祈求赎罪的权力。这两位女性都相当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保守派，不具备任何女性主义思想。然而，生活在19世纪初的歌德，偏偏要把浮士德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交到这样两位女性手中，而且后世的无数读者（无论男女）都认为这两位女性确实“永恒”，“带领人类飞升”。 女性主义者或许会抱怨，那不是“真正的女性”，只是男性想象中的女性符号：高高在上，在道德上没有缺陷或很少缺陷，同时具备男性的决断和女性的包容，能够让男性心悦诚服地追随。她们或许还会抱怨，这样的女性除了“生理上是女性”之外，不具备任何女性特有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如果她们善于杀伐决断，那无非是男性凝视中的“男性统治者的倒影”；如果她们善于温柔说服，那也只是满足了男性凝视当中对母性的想象。 其实，按照这种标准，差一点赢得选举的希拉里也不是“真正的女性”。如果看看2016年大选前的民调，我们就会发现，大批女性是讨厌希拉里的，只是她们更讨厌另一边的候选人，捏着鼻子给希拉里投票而已。假设希拉里当初上位成功了，她大概也不会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女性政治家”，而会被视为“自由派的撒切尔夫人”。讽刺的是，希拉里当初鼓吹的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其实都是奥巴马在任时抛出来的。作为男性的奥巴马，对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多于身为女性的希拉里。 如果高市早苗顺利成为日本首相，多半会被打上类似的烙印：与其说她是“第一位日本女首相”，不如说她是“第一位恰好身为女性的日本首相”。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尚未出现一位从生理到心理、从经济观点到社会议题均完整地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政坛领袖。今后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吗？我不知道。这应该是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课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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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长三角MOMO 文 | 长三角MOMO 刚刚一个朋友，发了我一张不知道谁偷拍的我的“工作照”。 前景是几个朋友在打台球，远景是我抱着电脑，埋头打字。 我回忆了一下，虽然这个假期我时常掏出来电脑处理个事情，但这张台球厅的场景，应该是10月3号拍的。因为除了公众号，公司还有公关服务的业务，那天恰逢周五，需要给客户交周报了。 “感觉这个假期，全世界都在加班。”她说。她是某4A公司的，因为服务的一家手机厂商10号和13号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有两场活动，所以虽然在旅游途中，也得随身带着电脑，时不时就要更新下某位老师的行程变更。 在我的记忆里，干我们这行的，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假期，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其实不仅自媒体和公关行业，互联网、金融、城市服务、销售等诸多行业，都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人中秋国庆用微信处理工作，法院判定这属于加班，裁定单位要给他补偿加班费，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网友表示：微信回个工作消息这也能算加班？这不是发财了。 我看了下各方报道，这还真算。加班还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处理工作，绝对属于加班。 如此说来，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又有几个人没有过“加班”？ 那问题来了：同样都是牛马，对比国外，中国的打工人为什么就没有福气享受完完整整的假期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除了“奋斗精神”和“传统服从式职场文化”这些比较虚的原因外，首先从技术层面，最大的因素就是微信。 就工作工具而言，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微信，而微信作为全能型工具，集成了社交、支付、生活、工作全部功能。 这就导致了，工作与生活的场景在同一个App里“侵染式”的融合了：你打开微信是想看看家人的动态，却不得不先处理工作群里的@。 而国外习惯的工作工具，主流的比如Slack、Teams、Email等，就是工作没有生活，同时也是“分而治之”的，专用工具用于专业的工作场景。 此外，微信包括钉钉，是“强制提醒”的：消息会推送、会响铃、能拨打语音电话，制造了一种“立刻回复”的紧迫感。虽然在假期不想打开它，但App上的红点，会不断给你制造焦虑。 而Slack、Teams、Email这些，是“可管理”的，通过“勿扰模式”，使用者可以在休假时，直接关闭所有非紧急通知。 展开全文 而上面这些工具差异的背后，其实暴露了我们假期被打扰更深层的原因：国内公司的管理，绝大多数都要求“同步沟通”，即要求对方立刻响应。 而欧美职场，更习惯于“异步沟通”。即：“我提出问题或任务，并不期待你立刻回复。我希望你在自己方便的时候，经过思考后给我一个高质量的回复。” 正是这种不同的公司管理和沟通方式，导致了不同打工人使用工具的不同表现。 国内的牛马：在假期面对领导或者客户微信中发来的“在吗？”，基本不可能保持无动于衷。 国外的牛马：假期根本不打开工作相关的软件，在假期结束时，再回复邮件或者Slack频道里的留言，在项目管理工具中更新任务状态和注释。 除了沟通的时效性，沟通的习惯也不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碎片化的沟通方式。 就拿自媒体约稿来说，一些国际大厂，会让你发邮件，然后在文档中详细的批注每一处改动，批注里不仅告诉你修改意见，甚至将这段需要参考的链接都给附上。 而国内大部分企业的约稿，都是微信上传来传去，有的企业对接人，每一次修改就说一个意见，我曾经见过一位同行改过十七八个版本的稿件。 就说这次假期，有个朋友手头有个企业约稿要写，每次改完，还得抱着手机等待下一次意见。“感觉休了一个假十一，午休也不敢，出门也要时不时看眼手机，休的七零八落的。” 碎片化的工作沟通，割裂出了碎片化的假期。 比管理和沟通文化的异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社会和法律环境。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断联权”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尊重员工在下班后的“断联”权利，不得在非工作时间发送工作邮件。美国很多科技大厂，有完整的带薪休假（PTO）制度，而且鼓励甚至强制员工休完。不休假反而会被经理约谈。 比法条更重要的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已经成为欧美社会的普遍认知。而国内，虽然法律上有上述的判例，但“加班文化”，还是主流环境。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才能让公司员工，真正能拥有一段“非商品化”的时间、一种可以对工作说“不”的休憩自由呢？ 这应该是一个重塑公司管理的系统结果。 第一，技术层面，可以尝试使用为分离而设计的工具，比如邮件，尽量降低微信的比重。 第二，流程层面，建立并习惯于异步沟通的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实时干扰。 第三，管理层面，不再把“工作时长”与“工作态度”等同于“工作效率”，信奉授权、信任和结果导向的管理哲学，并做好员工休假期间的工作规划。 一些小公司，可以考虑在一些项目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方面，部分沟通流程从微信上挪到邮件。有条件的，还可以考虑试行一下AB岗，这样哪怕是对接客户的岗位，也有一半的小伙伴可以休个无人打扰的年假。 既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成为工作的附属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假期，一个不受侵犯的心境时间，一个可以坦然放下工作手机、不被莫名的焦虑所绑架、全心全意投入到自己生活中的神圣空间。 往大了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人”而非“人力资源”的尊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