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要“装不下”出海的国产服装品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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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道总有理 文 | 道总有理 今年以来,A股公司赴港上市持续升温。据统计,截至目前,年内已有11家A股公司陆续在港股上市,A+H公司总数增至161家,另有逾50家A股公司正排队。“国民男装”海澜之家就在前几日发布了公告,计划在港股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已经就各项筹备事宜展开磋商。 从A股到港股,企业之所以选择重新上市,主要目的在于全球化战略布局,海澜之家也是如此。当海澜之家在国内市场的多元化尝试与努力,最终反映在冰冷的业绩数据,出海成了其不得不加快进程的一条出路。 这又何尝不是我国几乎所有服装品牌的共同选择?就连首选地,都一致地选在了同一个地方——东南亚。东南亚各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经济的起飞以及与我们相似的体貌特征,让这片市场看起来潜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但国产品牌扎堆东南亚,带来的未必是“降维打击”。 东南亚的购物中心,挤满中国品牌 2017年,海澜之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开出第一家门店,这家门店比邻优衣库、Zara和H&M,虽然相比于它们,海澜之家算是后来者,但其扩张速度可不落后。 截至今年1月,海澜之家在马来西亚开出了50家门店,而且几乎都是在核心城市的顶级购物中心,放大到整个东南亚市场,根据Google Maps及品牌所有账号公开信息,海澜之家一共拥有78家正在经营的门店。在2025年半年报中,海澜之家提到,公司还将积极推动品牌出海。 在东南亚几大城市的购物中心里,除了海澜之家,最常见的还有森马及旗下童装品牌巴拉巴拉。疫情期间,森马服饰的出海战略曾严重受阻,但2023年随着出海战略优先级回归,森马在海外市场的业务加速重启。截至2023年底,森马及巴拉巴拉两个品牌就已经拥有70家海外门店,到了2024年,海外门店数突破100家。 东南亚也是森马海外战略最重要的区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森马开设的都是直营店,其中越南分公司在2024年成立子公司,也从加盟转为了直营。 如果以门店数量来计算,森马和海澜之家已经深耕多年,海外门店数量均已超过100家,可以算是头部品牌。UR、以纯、歌莉娅和利郎等紧随其后,对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同样野心勃勃,正在加速扩张步伐。另外,以安踏、李宁、361度为代表的运动鞋服也是一股难以忽视的力量,它们出海同样普遍选择以东南亚市场为切入点。 以安踏为例,近几年安踏体育凭借多元化品牌高歌猛进,业绩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其在全球化战略上的布局也得以加快。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安踏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文莱及尼泊尔等市场成功布局。 而前段时间,安踏副总裁王华友对外称,未来三年将在东南亚市场拥有1000家安踏品牌的门店。这犹如一颗炸弹,在业内激起巨大的水花。 其实不单单是服装,在东南亚各国,餐饮、零售领域的中国品牌们蜂拥而入,似乎已经强势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消费场景。名创优品坐落在最负盛名的商场,街道上四处可见蜜雪冰城的门口排起长长队伍,购物商圈里,农耕记、霸王茶姬、小龙坎、贡茶等我们耳熟能详的餐饮品牌一个接一个。 展开全文 中国品牌集体到东南亚市场寻找增量,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消费的升级,但不可否认,当越来越多的品牌涌入,首先可能面临的会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出海业务突破不了2%的“魔咒” 浩浩荡荡的“出海”队伍,越发暴露出对东南亚市场的野心,东南亚市场也承载了他们突破增长困境的希望。 以海澜之家为例,2022年-2024年,公司在海外市场实现营收分别为2.19亿元、2.72亿元、3.55亿元,增速分别高达154.10%、23.98%、30.75%。表面上看,这份成绩还算不错,但从整体来看,海外业务规模在营收大盘中的占比仍然很低,2022年-2024年营收占比仅为1.22%、1.31%、1.76%,增长缓慢。 这种“尴尬”几乎存在于所有信誓旦旦要征服海外的国产服装品牌中,甚至放眼望去,我国传统服装品牌的海外业务占比,少有超过2%的,这是一条极低的分界线。 如森马,2024年,森马服饰营业收入为146.26亿元,尽管境外营收同比增长82.8%,但仍不足亿元,也就是说连1%都不到。再看出海更早的李宁,去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其他地区”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仅有1.7%。而安踏的海外营收占总营收的占比虽未披露,但2024年,安踏品牌CEO徐阳曾表示“以前安踏的海外市场不到1%”。 从这些年我国传统服装品牌出海的成果来看,虽然比邻东南亚、南亚等国的地理位置,确实给国产服装品牌出海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以此为跳板、进攻全球市场的战略,连一半的成功都称不上。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而关键的一点在于我国传统服装品牌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核心优势,很难在东南亚市场发挥出来。 回看我国服装产业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海澜之家、森马、美特斯邦威等传统服装品牌从诞生、成长到坚定走品牌化之路,而后发展成为行业头部,最核心的助力就是它们构建的庞大渠道网络。尤其是在数量众多的低线城市及县城,快速铺开,同时签约代言人加广告轰炸,让品牌成功触达到更广泛的消费群体,由此实现规模化发展。 而且,这背后更有赖于宏观经济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城市经济活跃,服装消费自然壮大。 然而,在东南亚各国,我国服装品牌几乎无一例外瞄准的是大城市,因为只有像吉隆坡、曼谷等几个大城市才能聚集起相对消费能力较高的群体。相反,受交通条件、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的中小城市始终发展不起来,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这也意味着国产服装品牌原来那套“方法论”很难成功,规模自然上不来。 这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无法寻找到更多增量的一个共同原因,因为做不到更加下沉,在大城市可以看到他们的品牌,但到了二三线城市,就难寻中国品牌的踪迹了。 当然,这种情况与品牌的定位也有关。大部分国产服装品牌进入东南亚,其实并没有走低价路线,而是定位中高端,卖得比国内贵,因此它们目前只能在大城市布局。而对国产服装品牌而言,这代表它们原本最大的价格优势也没有了。 电商崛起,与线下门店“抢生意”? 在东南亚各国,互联网渗透率不低,可居民生活消费还是主要通过线下门店,这也决定了我国服装品牌出海东南亚,主力渠道仍在线下,包括购物中心、街边店和市场里。但是,谁也无法忽视电商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参考我国,电商的崛起直接改变了传统零售的模式,对线下业态造成不可磨灭的冲击。 参考东南亚电商平台,可以看到,尽管困难重重,可电商业务的发展越发成熟。 以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Shopee为例,前段时间,Shopee母公司Sea交出了一份漂亮的财报,二季度营收52.59亿美元,同比增长38.2%;净利润4.14亿美元,同比增长418.3%。Shopee的盈利,说明平台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商业变现。 另外,得益于TikTok在全球市场的流行,TikTok在东南亚也颇受欢迎,由此成功撬动了内容电商的增长。根据 Momentum Works 和 Tabcut 联合发布的报告,2025 年上半年,TikTok Shop GMV在东南亚五大市场增长了93% 至 150% 。去年,可以说是内容电商在东南亚的一个爆发期,消费者对直播电商和短视频表现出巨大接受度。 从Shopee和TikTok Shop 来看,东南亚市场可能将进入货架电商和兴趣电商并行发展的阶段,这或许会加速电商的渗透。 在这种情况下,聚集在线下商场、卖得又贵的国产服装品牌是否会受到冲击,值得思考。毕竟,在国内市场很多传统服装品牌正是因为电商的崛起而衰落,而且错失转型线上的时机,又让它们在线上渠道始终难以获得较大增量,去弥补线下渠道受挫带来的损失。 还是以海澜之家为例,去年海澜之家发力线上渠道,促使线上销售营收实现增长,根据第三季度财报,占比由14.69%扩大至22.03%。可是从整体来看,海澜之家三季度营收38.89亿,同比减少11.01%,归母净利2.71亿元,同比大减64.88%。其实,除森马等个别品牌外,国产服装品牌的线上化转型虽说不是全线溃败,但离成功似乎都很远。 回到东南亚市场,如果马来西亚等国未来将重新走一遍中国电商崛起时的路,那未来线上渠道的战略价值将大大提升。这对押注线下渠道的我国服装品牌们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在吉隆坡等城市,我们看到,海澜之家等品牌不仅偏向入驻高级商场,还喜欢开大店,这意味着不小的成本投入。 同时,在线上渠道运营的不足,可能也无法给其带来明显的助力。 出海,在我国鞋服市场进入一个缓慢而漫长的增长时期时,意味着一个可以走出发展困境的机遇,而在我国服装品牌长期依赖国内市场的现实下,它又代表了走向全球的雄心壮志。但是,即使在东南亚这块“跳板”上,想要扎根、生长也不容易。 国产品牌通往世界的巅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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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长三角MOMO 文 | 长三角MOMO 刚刚一个朋友,发了我一张不知道谁偷拍的我的“工作照”。 前景是几个朋友在打台球,远景是我抱着电脑,埋头打字。 我回忆了一下,虽然这个假期我时常掏出来电脑处理个事情,但这张台球厅的场景,应该是10月3号拍的。因为除了公众号,公司还有公关服务的业务,那天恰逢周五,需要给客户交周报了。 “感觉这个假期,全世界都在加班。”她说。她是某4A公司的,因为服务的一家手机厂商10号和13号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有两场活动,所以虽然在旅游途中,也得随身带着电脑,时不时就要更新下某位老师的行程变更。 在我的记忆里,干我们这行的,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假期,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其实不仅自媒体和公关行业,互联网、金融、城市服务、销售等诸多行业,都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人中秋国庆用微信处理工作,法院判定这属于加班,裁定单位要给他补偿加班费,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网友表示:微信回个工作消息这也能算加班?这不是发财了。 我看了下各方报道,这还真算。加班还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处理工作,绝对属于加班。 如此说来,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又有几个人没有过“加班”? 那问题来了:同样都是牛马,对比国外,中国的打工人为什么就没有福气享受完完整整的假期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除了“奋斗精神”和“传统服从式职场文化”这些比较虚的原因外,首先从技术层面,最大的因素就是微信。 就工作工具而言,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微信,而微信作为全能型工具,集成了社交、支付、生活、工作全部功能。 这就导致了,工作与生活的场景在同一个App里“侵染式”的融合了:你打开微信是想看看家人的动态,却不得不先处理工作群里的@。 而国外习惯的工作工具,主流的比如Slack、Teams、Email等,就是工作没有生活,同时也是“分而治之”的,专用工具用于专业的工作场景。 此外,微信包括钉钉,是“强制提醒”的:消息会推送、会响铃、能拨打语音电话,制造了一种“立刻回复”的紧迫感。虽然在假期不想打开它,但App上的红点,会不断给你制造焦虑。 而Slack、Teams、Email这些,是“可管理”的,通过“勿扰模式”,使用者可以在休假时,直接关闭所有非紧急通知。 展开全文 而上面这些工具差异的背后,其实暴露了我们假期被打扰更深层的原因:国内公司的管理,绝大多数都要求“同步沟通”,即要求对方立刻响应。 而欧美职场,更习惯于“异步沟通”。即:“我提出问题或任务,并不期待你立刻回复。我希望你在自己方便的时候,经过思考后给我一个高质量的回复。” 正是这种不同的公司管理和沟通方式,导致了不同打工人使用工具的不同表现。 国内的牛马:在假期面对领导或者客户微信中发来的“在吗?”,基本不可能保持无动于衷。 国外的牛马:假期根本不打开工作相关的软件,在假期结束时,再回复邮件或者Slack频道里的留言,在项目管理工具中更新任务状态和注释。 除了沟通的时效性,沟通的习惯也不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碎片化的沟通方式。 就拿自媒体约稿来说,一些国际大厂,会让你发邮件,然后在文档中详细的批注每一处改动,批注里不仅告诉你修改意见,甚至将这段需要参考的链接都给附上。 而国内大部分企业的约稿,都是微信上传来传去,有的企业对接人,每一次修改就说一个意见,我曾经见过一位同行改过十七八个版本的稿件。 就说这次假期,有个朋友手头有个企业约稿要写,每次改完,还得抱着手机等待下一次意见。“感觉休了一个假十一,午休也不敢,出门也要时不时看眼手机,休的七零八落的。” 碎片化的工作沟通,割裂出了碎片化的假期。 比管理和沟通文化的异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社会和法律环境。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断联权”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尊重员工在下班后的“断联”权利,不得在非工作时间发送工作邮件。美国很多科技大厂,有完整的带薪休假(PTO)制度,而且鼓励甚至强制员工休完。不休假反而会被经理约谈。 比法条更重要的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已经成为欧美社会的普遍认知。而国内,虽然法律上有上述的判例,但“加班文化”,还是主流环境。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才能让公司员工,真正能拥有一段“非商品化”的时间、一种可以对工作说“不”的休憩自由呢? 这应该是一个重塑公司管理的系统结果。 第一,技术层面,可以尝试使用为分离而设计的工具,比如邮件,尽量降低微信的比重。 第二,流程层面,建立并习惯于异步沟通的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实时干扰。 第三,管理层面,不再把“工作时长”与“工作态度”等同于“工作效率”,信奉授权、信任和结果导向的管理哲学,并做好员工休假期间的工作规划。 一些小公司,可以考虑在一些项目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方面,部分沟通流程从微信上挪到邮件。有条件的,还可以考虑试行一下AB岗,这样哪怕是对接客户的岗位,也有一半的小伙伴可以休个无人打扰的年假。 既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成为工作的附属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假期,一个不受侵犯的心境时间,一个可以坦然放下工作手机、不被莫名的焦虑所绑架、全心全意投入到自己生活中的神圣空间。 往大了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人”而非“人力资源”的尊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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