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互联网怪盗团 文 | 互联网怪盗团 高市早苗已经毫无争议地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果没有意外，她会在10月中旬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这是颇为难得的：要知道，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日本是重男轻女倾向最强的一个，至今还保留着浓厚的“女性结婚之后从职场隐退”以及“女性不参与企业管理层”的文化。高市早苗既不是出身政治世家，也没有借助夫家或婆家的力量，竟然在这样一个日本成为了女首相，这一幕此前恐怕只能在动漫当中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高市早苗除了生理性别是女性之外，几乎不符合外界对“女性领袖”的任何定义——她的思想高度保守，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极右翼”，而且其政策议题完全不涉及女性主义。例如，在“女性天皇即位”这种高度象征性的议题上，高市早苗比很多男人还保守。如果把她的照片和简历遮起来，只看她的政策纲领，你多半会觉得她是个典型的日本老男人。 我今天想讨论的不是高市早苗，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女性领袖”：女总统、女首相、掌握大政方针并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女性。回首过去三四十年，广义的西方世界（包括采用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东方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产生了一大批女性领导者，例如：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特蕾莎·梅、特拉兹； 德国的默克尔； 韩国的朴槿惠； 意大利的梅洛尼； 瑞典的安德松； 日本的（尚未正式上位的）高市早苗。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特蕾莎·梅、特拉兹； 德国的默克尔； 韩国的朴槿惠； 意大利的梅洛尼； 瑞典的安德松； 日本的（尚未正式上位的）高市早苗。 她们有什么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女性、都通过某种形式的选举上台之外，最大的特点是——她们几乎都属于保守派，被定义为“右翼”或“中间偏右”，仅有瑞典的安德松一个例外。从刻板印象上，我们或许会认为，女性容易偏向自由派，毕竟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左翼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左翼或许更能接受女性当领导这个事实。现实却完全相反，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女性领袖均出身保守主义阵营，而且其主要政纲与女性议题无关： 撒切尔夫人是典型的保守党人，把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向右推了一大截。特蕾莎·梅和特拉兹也都是保守党人。至于左翼的工党，至今尚未推出一位女性首相或首相候选人。 默克尔是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也是中间偏右的基民盟领导人。她的政策放在整个西方世界不算太右，但是对于德国来说还是比较右的。 朴槿惠就不用说了，她继承了保守派父亲的政治遗产，任期内在经济议题上倾向于自由市场，在社会议题上倾向于传统保守，是典型的右翼政治家。 梅洛尼不但属于右翼，而且属于右翼民粹政客，掌权之后颁布了严厉的移民和犯罪管制政策。她的上台被认为是西欧国家民粹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市早苗哪怕在本身就偏右的自民党内部，也属于最右的派系之一，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她上台之后究竟右到什么地步。 安德松属于极少数依靠环保政策上台的发达国家左翼女性政客，但出自不太重要的瑞典，而且只干了一年就下课了。 展开全文 撒切尔夫人是典型的保守党人，把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向右推了一大截。特蕾莎·梅和特拉兹也都是保守党人。至于左翼的工党，至今尚未推出一位女性首相或首相候选人。 默克尔是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也是中间偏右的基民盟领导人。她的政策放在整个西方世界不算太右，但是对于德国来说还是比较右的。 朴槿惠就不用说了，她继承了保守派父亲的政治遗产，任期内在经济议题上倾向于自由市场，在社会议题上倾向于传统保守，是典型的右翼政治家。 梅洛尼不但属于右翼，而且属于右翼民粹政客，掌权之后颁布了严厉的移民和犯罪管制政策。她的上台被认为是西欧国家民粹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市早苗哪怕在本身就偏右的自民党内部，也属于最右的派系之一，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她上台之后究竟右到什么地步。 安德松属于极少数依靠环保政策上台的发达国家左翼女性政客，但出自不太重要的瑞典，而且只干了一年就下课了。 别误会，从统计数据看，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支持左翼或中间偏左阵营的女性还是占据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左翼阵营往往会把堕胎权、女性平权、女性经济地位等置于核心议题，而右翼阵营往往更强调“传统”和“秩序”——这一般而言意味着较低的女性地位。神奇的是，在明显对女性更友好的左翼阵营当中，极少有女性爬到最高点。如果一个女性希望通过从政去影响世界，她的最佳选择竟然是加入右翼阵营！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国家的女性领袖极少有依靠女性选票上位成功的。虽然女性选民可能天然对女性政客抱有好感，但是真正成功的女性政客的基本盘往往是男性选民！这又是一个反常识的现象，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典型的案例：成功上位的撒切尔夫人、朴槿惠，以及失败的希拉里、哈里斯： 撒切尔夫人在其赢得的三次大选(1979, 1983, 1987)当中，获得的男性支持率均远高于女性。最典型的是1983年的那场压倒性胜利：支持撒切尔的男性比例为46%，女性比例仅为39%。其实，保守党一贯就比较吸引男性选民，撒切尔只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朴槿惠在2012年大选当中获得的男性和女性支持率相仿，在女性当中稍高一些。但是学术研究显示，那次大选当中的男女选民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朴槿惠很可能同时赢得了多数男性和女性的支持。 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4%的女性选民和41%的男性选民支持，从而占据了牢固的“女性优势”。很遗憾，虽然她赢得了普选票优势，但决定大位归属的是铁锈地带的男性选民。 哈里斯在2024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3%的女性选民和43%的男性选民支持，其“女性优势”与希拉里如出一辙。但是很遗憾，由于对手的“男性优势”过于强大，哈里斯不但输掉了选举人票，还输掉了普选票。 撒切尔夫人在其赢得的三次大选(1979, 1983, 1987)当中，获得的男性支持率均远高于女性。最典型的是1983年的那场压倒性胜利：支持撒切尔的男性比例为46%，女性比例仅为39%。其实，保守党一贯就比较吸引男性选民，撒切尔只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朴槿惠在2012年大选当中获得的男性和女性支持率相仿，在女性当中稍高一些。但是学术研究显示，那次大选当中的男女选民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朴槿惠很可能同时赢得了多数男性和女性的支持。 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4%的女性选民和41%的男性选民支持，从而占据了牢固的“女性优势”。很遗憾，虽然她赢得了普选票优势，但决定大位归属的是铁锈地带的男性选民。 哈里斯在2024年大选当中赢得了53%的女性选民和43%的男性选民支持，其“女性优势”与希拉里如出一辙。但是很遗憾，由于对手的“男性优势”过于强大，哈里斯不但输掉了选举人票，还输掉了普选票。 至于高市早苗，她的上位是自民党内部选举的结果。她在议员票当中的优势不大（第一轮甚至是劣势），其取胜关键在于以压倒优势赢得了地方党友票。虽然目前还看不到关于地方党友按照性别划分的支持率统计，但是考虑到高市早苗在47个都府道县当中赢下了36个，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她在男性和女性党友当中都获得了多数支持。何况自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男性支持者比例偏高的中间偏右组织。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女性政客很难依靠多数女性选民的支持而上位，反倒可以依靠多数男性选民的支持而上位。而众所周知，多数男性一般都支持保守派（右翼/中间偏右），所以女性政客上位的最佳途径是加入保守派阵营。当然，考虑到政治的严肃性，一个女性不太可能抱着纯粹的“投机”目的，临时抱佛脚地跑到保守派那边试图上位。无论是撒切尔、默克尔，还是朴槿惠、高市早苗，其从政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保守派阵营度过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说实话，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最近两天，我翻阅了许多英文材料，还跟ChatGPT聊了很久，但仍然没有得出令我满意的解答。或许，上述现象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例如2016年希拉里差一点就当选了，未来四五年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未知数。我不是研究政治科学的专家，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和直观感受出发，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在发达国家，单纯的“女性路线”往往容易挤出大量男性选民，而“男性路线”不会对女性选民产生类似的挤出效果。不妨看看撒切尔夫人的例子：在三次大选当中，她秉承的经济市场化、外交强硬化政策，都不太受女性选民欢迎，但是5-7%的女性支持率劣势还算可以接受。撒切尔享受的待遇，其实是“被男性特别喜欢，被女性不太喜欢”——但是女性也不算特别讨厌她。这种微妙的平衡足以让她成为战后最有权势的英国首相。 如果女性政客希望依靠“女性路线”获胜，她就必须拿到非常大的女性选票优势，大到足以抵消一切男性选票劣势。2016年，希拉里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她在男性当中输掉了13个百分点，在女性当中赢了11个百分点，而那年的女性选民比例比男性高6个百分点(53% vs. 47%)；如果按照普选票计算，希拉里已经获胜了。可是到了2024年，哈里斯在女性当中只赢了10个百分点，在男性当中输掉了10个百分点，而那年的男性选民比例略高于女性。既没有动员出足够多的女性出来投票，也没有在女性当中捞到足够大的优势，结果只能是失败。 其次，男性选民会喜欢什么样的女性政客？是那种举手投足带着精英范儿、动辄探讨社会进步议题、在华尔街和好莱坞随处可见的“上流社会女性”吗？可能会有一部分男性喜欢，但我的直观感受是，大部分男性会倾向于传统的、强有力的、带有英雄气概的女性。在二次元文化中，这种女性被称为“反差萌”——看似温和乃至柔弱的躯体，蕴含着刚强果断的精神。哪怕是骨子里重男轻女的男性，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特蕾西亚皇后、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女性决断者”，一般而言也是尊崇的，甚至胜过尊崇男性统治者。 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台词是：“永恒的女性，带领我们飞升。”(Enternal womanhood leads us ahigh). 在原文当中，“永恒的女性”特指两个人物：第一个是圣母玛利亚，她拥有赦免罪人的权力；第二个是“悔罪女一人”（旧名格蕾辛），她拥有向圣母祈求赎罪的权力。这两位女性都相当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保守派，不具备任何女性主义思想。然而，生活在19世纪初的歌德，偏偏要把浮士德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交到这样两位女性手中，而且后世的无数读者（无论男女）都认为这两位女性确实“永恒”，“带领人类飞升”。 女性主义者或许会抱怨，那不是“真正的女性”，只是男性想象中的女性符号：高高在上，在道德上没有缺陷或很少缺陷，同时具备男性的决断和女性的包容，能够让男性心悦诚服地追随。她们或许还会抱怨，这样的女性除了“生理上是女性”之外，不具备任何女性特有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如果她们善于杀伐决断，那无非是男性凝视中的“男性统治者的倒影”；如果她们善于温柔说服，那也只是满足了男性凝视当中对母性的想象。 其实，按照这种标准，差一点赢得选举的希拉里也不是“真正的女性”。如果看看2016年大选前的民调，我们就会发现，大批女性是讨厌希拉里的，只是她们更讨厌另一边的候选人，捏着鼻子给希拉里投票而已。假设希拉里当初上位成功了，她大概也不会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女性政治家”，而会被视为“自由派的撒切尔夫人”。讽刺的是，希拉里当初鼓吹的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其实都是奥巴马在任时抛出来的。作为男性的奥巴马，对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多于身为女性的希拉里。 如果高市早苗顺利成为日本首相，多半会被打上类似的烙印：与其说她是“第一位日本女首相”，不如说她是“第一位恰好身为女性的日本首相”。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尚未出现一位从生理到心理、从经济观点到社会议题均完整地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政坛领袖。今后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吗？我不知道。这应该是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课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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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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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