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亚太药业（002370.SZ）公告，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上海汉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汉平、傅才、胡铮辉组成的管理团队及一致行动人宋凌杰的通知，公司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这已不是亚太药业首次筹谋易主。回溯至2021年，“富邦系”通过司法竞拍、受让股份等方式拿下亚太药业控制权。而前次易主的“祸根”，与一段9亿豪赌换来财务造假的“黑历史”相关，且由此引发的业绩补偿款公司至今仍未拿到。 即便“富邦系”入主后尝试卖子回血，依旧挡不住亚太药业经营每况愈下。如今的亚太药业已然游走在退市风险边缘，能否通过再度易主扭转多年颓势？ 9亿并购埋雷，财务造假余波未平 亚太药业成立于1989年，前身为浙江亚太制药厂，2010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旗下产品涉及化学药品制剂、化学原料药、药品研发等几大板块。 为拓展CRO业务版图，2015年，亚太药业以9亿元对价收购Green Villa Holdings LTD.持有的上海新高峰100%股权，并与交易对方签订了明确的业绩承诺协议。彼时，公司寄望通过这一并购切入高增长的医药研发服务领域，实现业务结构升级。岂料，这笔耗资9亿元的豪赌，最终换来一地鸡毛。 2019年，亚太药业业绩突然爆雷，净利润巨亏20.69亿元，同比断崖式下滑1095.57%。伴随巨亏而来的，是上海新高峰连续三年财务造假的真相浮出水面。根据2021年4月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新高峰在未开展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从2016年至2018年，合计虚增营收4.53亿元、虚增利润总额1.74亿元。 财务造假的曝光，直接将亚太药业原实控人陈尧根、钟婉珍夫妇推向绝境。受业绩巨亏、信用违约等影响，二人深陷数亿元金融债务纠纷，所持有的亚太药业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并进入拍卖程序。也正是在这一空窗期，“富邦系”瞄准了亚太药业的控制权，开启了入主进程。 2021年7月-11月，富邦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汉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司法竞拍获得亚太药业5767万股股票，2022年1月，富邦集团协议受让宁波银行所持有的亚太药业3900万股股票，合计耗资4.18亿元拿下亚太药业18.02％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宋汉平成为实际控制人，其儿子宋凌杰为公司董事长。 但“富邦系”接手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经会计差错更正后，上海新高峰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方Green Villa Holdings LTD.和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任军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需以现金方式对亚太药业进行补偿2.56亿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二计算的违约金。 然而截至2025年半年报披露，亚太药业仍未收到这笔补偿款——尽管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执行结果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卖子回血难阻颓势，游走在保壳边缘 经此一遭后，亚太药业元气大伤，即便“富邦系”入主后也并未扭转颓势。数据显示，自2019年爆雷至今年上半年，亚太药业连续6年半合计亏损超27亿元，主营业务持续承压。 展开全文 具体来看，2019年至2024年，亚太药业实现营收7.09亿元、5.15亿元、3.15亿元、3.73亿元、4.21亿元、4.05亿元；扣非净利润连亏6年，分别为-19.4亿元、-1.43亿元、-2.39亿元、-1.17亿元、-6894.45万元、-2813.19万元。 2025年上半年，亚太药业实现营业收入约1.52亿元，同比减少3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5亿元，同比增加1820.97%；但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却为-4886.22万元，同比暴跌524.31%。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上半年净利润的暴增并非源于主营业务改善，而是通过出售全资子公司绍兴兴亚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合计增加当期利润总额约1.49亿元。而扣非净利润的大幅下滑，则暴露了核心业务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受国家药品集采政策、医药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收入持续下滑；另一方面，公司赎回到期后未转股的可转债，为此支付的补偿利息大幅增加财务费用，进一步侵蚀了利润空间。 根据沪深交易所2024年修订的相关规则，主板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扣非前后孰低）为负且营收（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低于3亿元，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倘若公司下半年未能实现营收大幅增长、核心业务扭亏，难保不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在此背景下，亚太药业筹划控制权变更，既被解读为“富邦系”抽身离场的信号，也为新控制方能否带来资金、资源帮助公司摆脱退市阴影留下了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与羸弱基本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太药业股价在2025年呈现出明显概念炒作特征。受益于A股创新药板块的整体上涨，叠加市场对医药企业并购重组的预期，亚太药业股价年内一度大幅冲高，尽管近期有所回调，但年内涨幅仍有85.9%。 九年前并购造假的余波、六年扣非连亏的压力、步步紧逼的退市风险，都意味着若新控制方无法在短期内拿出切实有效的经营改善方案，炒作热潮终将退去，亚太药业不得不直面“市值虚高但经营空心化”的困境。（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马琼，编辑 | 曹晟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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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