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道总有理 文 | 道总有理 今年以来，A股公司赴港上市持续升温。据统计，截至目前，年内已有11家A股公司陆续在港股上市，A+H公司总数增至161家，另有逾50家A股公司正排队。“国民男装”海澜之家就在前几日发布了公告，计划在港股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已经就各项筹备事宜展开磋商。 从A股到港股，企业之所以选择重新上市，主要目的在于全球化战略布局，海澜之家也是如此。当海澜之家在国内市场的多元化尝试与努力，最终反映在冰冷的业绩数据，出海成了其不得不加快进程的一条出路。 这又何尝不是我国几乎所有服装品牌的共同选择？就连首选地，都一致地选在了同一个地方——东南亚。东南亚各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经济的起飞以及与我们相似的体貌特征，让这片市场看起来潜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但国产品牌扎堆东南亚，带来的未必是“降维打击”。 东南亚的购物中心，挤满中国品牌 2017年，海澜之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开出第一家门店，这家门店比邻优衣库、Zara和H&M，虽然相比于它们，海澜之家算是后来者，但其扩张速度可不落后。 截至今年1月，海澜之家在马来西亚开出了50家门店，而且几乎都是在核心城市的顶级购物中心，放大到整个东南亚市场，根据Google Maps及品牌所有账号公开信息，海澜之家一共拥有78家正在经营的门店。在2025年半年报中，海澜之家提到，公司还将积极推动品牌出海。 在东南亚几大城市的购物中心里，除了海澜之家，最常见的还有森马及旗下童装品牌巴拉巴拉。疫情期间，森马服饰的出海战略曾严重受阻，但2023年随着出海战略优先级回归，森马在海外市场的业务加速重启。截至2023年底，森马及巴拉巴拉两个品牌就已经拥有70家海外门店，到了2024年，海外门店数突破100家。 东南亚也是森马海外战略最重要的区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森马开设的都是直营店，其中越南分公司在2024年成立子公司，也从加盟转为了直营。 如果以门店数量来计算，森马和海澜之家已经深耕多年，海外门店数量均已超过100家，可以算是头部品牌。UR、以纯、歌莉娅和利郎等紧随其后，对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同样野心勃勃，正在加速扩张步伐。另外，以安踏、李宁、361度为代表的运动鞋服也是一股难以忽视的力量，它们出海同样普遍选择以东南亚市场为切入点。 以安踏为例，近几年安踏体育凭借多元化品牌高歌猛进，业绩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其在全球化战略上的布局也得以加快。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安踏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文莱及尼泊尔等市场成功布局。 而前段时间，安踏副总裁王华友对外称，未来三年将在东南亚市场拥有1000家安踏品牌的门店。这犹如一颗炸弹，在业内激起巨大的水花。 其实不单单是服装，在东南亚各国，餐饮、零售领域的中国品牌们蜂拥而入，似乎已经强势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消费场景。名创优品坐落在最负盛名的商场，街道上四处可见蜜雪冰城的门口排起长长队伍，购物商圈里，农耕记、霸王茶姬、小龙坎、贡茶等我们耳熟能详的餐饮品牌一个接一个。 展开全文 中国品牌集体到东南亚市场寻找增量，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消费的升级，但不可否认，当越来越多的品牌涌入，首先可能面临的会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出海业务突破不了2%的“魔咒” 浩浩荡荡的“出海”队伍，越发暴露出对东南亚市场的野心，东南亚市场也承载了他们突破增长困境的希望。 以海澜之家为例，2022年-2024年，公司在海外市场实现营收分别为2.19亿元、2.72亿元、3.55亿元，增速分别高达154.10%、23.98%、30.75%。表面上看，这份成绩还算不错，但从整体来看，海外业务规模在营收大盘中的占比仍然很低，2022年-2024年营收占比仅为1.22%、1.31%、1.76%，增长缓慢。 这种“尴尬”几乎存在于所有信誓旦旦要征服海外的国产服装品牌中，甚至放眼望去，我国传统服装品牌的海外业务占比，少有超过2%的，这是一条极低的分界线。 如森马，2024年，森马服饰营业收入为146.26亿元，尽管境外营收同比增长82.8%，但仍不足亿元，也就是说连1%都不到。再看出海更早的李宁，去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其他地区”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仅有1.7%。而安踏的海外营收占总营收的占比虽未披露，但2024年，安踏品牌CEO徐阳曾表示“以前安踏的海外市场不到1%”。 从这些年我国传统服装品牌出海的成果来看，虽然比邻东南亚、南亚等国的地理位置，确实给国产服装品牌出海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以此为跳板、进攻全球市场的战略，连一半的成功都称不上。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而关键的一点在于我国传统服装品牌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核心优势，很难在东南亚市场发挥出来。 回看我国服装产业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海澜之家、森马、美特斯邦威等传统服装品牌从诞生、成长到坚定走品牌化之路，而后发展成为行业头部，最核心的助力就是它们构建的庞大渠道网络。尤其是在数量众多的低线城市及县城，快速铺开，同时签约代言人加广告轰炸，让品牌成功触达到更广泛的消费群体，由此实现规模化发展。 而且，这背后更有赖于宏观经济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城市经济活跃，服装消费自然壮大。 然而，在东南亚各国，我国服装品牌几乎无一例外瞄准的是大城市，因为只有像吉隆坡、曼谷等几个大城市才能聚集起相对消费能力较高的群体。相反，受交通条件、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的中小城市始终发展不起来，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这也意味着国产服装品牌原来那套“方法论”很难成功，规模自然上不来。 这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无法寻找到更多增量的一个共同原因，因为做不到更加下沉，在大城市可以看到他们的品牌，但到了二三线城市，就难寻中国品牌的踪迹了。 当然，这种情况与品牌的定位也有关。大部分国产服装品牌进入东南亚，其实并没有走低价路线，而是定位中高端，卖得比国内贵，因此它们目前只能在大城市布局。而对国产服装品牌而言，这代表它们原本最大的价格优势也没有了。 电商崛起，与线下门店“抢生意”？ 在东南亚各国，互联网渗透率不低，可居民生活消费还是主要通过线下门店，这也决定了我国服装品牌出海东南亚，主力渠道仍在线下，包括购物中心、街边店和市场里。但是，谁也无法忽视电商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参考我国，电商的崛起直接改变了传统零售的模式，对线下业态造成不可磨灭的冲击。 参考东南亚电商平台，可以看到，尽管困难重重，可电商业务的发展越发成熟。 以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Shopee为例，前段时间，Shopee母公司Sea交出了一份漂亮的财报，二季度营收52.59亿美元，同比增长38.2%；净利润4.14亿美元，同比增长418.3%。Shopee的盈利，说明平台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商业变现。 另外，得益于TikTok在全球市场的流行，TikTok在东南亚也颇受欢迎，由此成功撬动了内容电商的增长。根据 Momentum Works 和 Tabcut 联合发布的报告，2025 年上半年，TikTok Shop GMV在东南亚五大市场增长了93% 至 150% 。去年，可以说是内容电商在东南亚的一个爆发期，消费者对直播电商和短视频表现出巨大接受度。 从Shopee和TikTok Shop 来看，东南亚市场可能将进入货架电商和兴趣电商并行发展的阶段，这或许会加速电商的渗透。 在这种情况下，聚集在线下商场、卖得又贵的国产服装品牌是否会受到冲击，值得思考。毕竟，在国内市场很多传统服装品牌正是因为电商的崛起而衰落，而且错失转型线上的时机，又让它们在线上渠道始终难以获得较大增量，去弥补线下渠道受挫带来的损失。 还是以海澜之家为例，去年海澜之家发力线上渠道，促使线上销售营收实现增长，根据第三季度财报，占比由14.69%扩大至22.03%。可是从整体来看，海澜之家三季度营收38.89亿，同比减少11.01%，归母净利2.71亿元，同比大减64.88%。其实，除森马等个别品牌外，国产服装品牌的线上化转型虽说不是全线溃败，但离成功似乎都很远。 回到东南亚市场，如果马来西亚等国未来将重新走一遍中国电商崛起时的路，那未来线上渠道的战略价值将大大提升。这对押注线下渠道的我国服装品牌们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在吉隆坡等城市，我们看到，海澜之家等品牌不仅偏向入驻高级商场，还喜欢开大店，这意味着不小的成本投入。 同时，在线上渠道运营的不足，可能也无法给其带来明显的助力。 出海，在我国鞋服市场进入一个缓慢而漫长的增长时期时，意味着一个可以走出发展困境的机遇，而在我国服装品牌长期依赖国内市场的现实下，它又代表了走向全球的雄心壮志。但是，即使在东南亚这块“跳板”上，想要扎根、生长也不容易。 国产品牌通往世界的巅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