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同样是混改十年，😎万华化学从200亿增长到2000亿，成为全球化工巨头；中信国🤔安却从400亿资产萎缩至负债1700亿，最终走向破产重整。 🔥 同样是引入民营资本，格力电器混改后市值翻倍，治理结构更😁加市场化；中信国安混改后却陷入"三不管"状态——股东不真实、🙌董事会不决策、监事会不监督。当我们将中信国安的治理现状与十年😆前对比时，发现这家企业的治理水平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不😀是小步后退，而是整整倒退了十年，甚至比许多同期的家族企业和民🤩营企业还不如。 2025年，当我们站在中信国安集团总部😊大楼前，看着那块曾经金光闪闪的招牌如今已被"中信国安实业"取😢代，一种荒诞感油然而生。十年前，这里还是国企混改的"明星企业🤯"，是媒体笔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标杆"；十年后，它却成了企业治😴理史上的反面教材。 一、治理倒退的三个维度：从现代企业😆制度到"三不管"企业 翻开2013年的中信国安会议记录😀，一个国有独资企业的高效运转令人印象深刻。重大投资决策平均仅😁需15天，责任人清晰可查，从提议到执行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和追责😉机制。那时的国安集团虽然谈不上多么先进，但至少像一台运转正常😍的机器——有明确的操作手册，有清晰的责任分工，有可以追溯的决😆策链条。 然而，2014年的混改像一场魔咒，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当五家民营股东以71亿元注资，中信集团持股比🤯例降至20.94%时，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的开始。但现实却吊诡得多。 2015-2019年间，国😉安集团的决策机制逐渐演变成一场荒诞剧。股东会？五家"股东"中🌟多数是代持，他们的投票更像是配合演出而非真实意愿表达。董事会⭐？11名董事来自6个不同利益主体，每次会议都像联合国安理会，😜博弈大于决策。经营层？名义上向董事会负责，实际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7年的一笔海外投资。😘从项目提议到最终实施，历时18个月，决策会议开了不下20次，😀参与人员超过50人次，最终却以亏损60亿元告终。而当审计人员👍试图追溯责任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集体决策"、"当时大家都🤗同意"、"没有人明确反对"。 对比之下：2014年，同🤯样规模的国内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批准只需15个工作日，有明确的😊责任人签字，有完整的可行性报告和风险评估。2019年债务危机😆爆发时，连续6个月竟无人能对1700亿负债承担明确责任。这就❤️是混改的"成果"：用十年时间，让一个现代企业变回了"大集体"🙄——人人有份，人人不负责。 放眼国际，日本索尼公司在2🤩000年代初也曾经历治理困境，但通过引入外部独立董事和强化专🎉业委员会，最终实现了决策效率与风险控制的平衡。而中信国安的治⭐理却走向了反面——决策效率与风险控制双双崩塌。 201🙌3年之前的中信国安，虽然也是国企，但至少还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一级监督来自中信集团派驻的监事会，他们每月都会到现场🚀检查，查看账目，访谈员工；二级监督是国资委的年度巡视，问题直🤗报上级；三级监督则是审计署的专项审计，任何违规行为都难逃法眼🥳。 展开全文 这套体系虽然谈不上完美，但至少能发⭐现问题，至少能让管理层有所忌惮。一位曾在那段时期工作过的老员🙌工回忆："那时候虽然也有各种压力，但至少晚上睡觉不用担心突然😎冒出什么大窟窿。上面隔三差五就来检查，做不了假。" 混😘改后，这套监督体系迅速瓦解。监事会？9名监事中5名来自代持股🤯东，他们更像是来"看戏"的，而非真正履行监督职责。外部监督？🤗中信集团持股比例已被稀释至20.94%，话语权大不如前。内部🤩监督？财务总监由"股东推荐"，实则由管理层安排，成了"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游戏。 2018年，中信国安某子公司出现😴30亿资金缺口。按照混改前的机制，这一问题会在第一时间上报中😅信集团，引发一系列调查和纠正措施。但在混改后的体系中，这一信🚀息在董事会"讨论"了整整4个月，直到媒体曝光才被重视。期间，🔥无人真正负责跟进，无人真正推动解决，就像一艘大船底部慢慢渗水🔥，却没人愿意承认船有问题。 国际对比来看，美国通用电气🤔(GE)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建立了极为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包括独立的风险委员会和实时的财务监控系统。而中信国安的监👍督体系却走向了反面——风险预警机制形同虚设，内部监督沦为形式🙌主义。 2013年，中信国安的责任体系虽然也有国企的通❤️病，但基本框架还在：决策责任清晰，谁决策谁负责；经营责任明确💯，管理层对股东负责；监督责任独立，监事会失职会被问责。 😡 这套体系下，至少出了问题能找到人。一位老员工回忆："那时候😊要是项目亏了钱，从分管领导到项目经理，一个都跑不掉。轻则降薪❤️，重则调岗，大家都绷着一根弦。" 混改后，这套责任体系🤔彻底崩溃。股东责任？代持股东无真实出资，自然无承担责任的基础👍。董事责任？多方博弈下，集体决策变成了集体免责的最好借口。管😀理层责任？名义上向多元股东负责，实际上向谁都不负责。 👍2019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时，面对1700亿负债，各方推诿堪🚀称经典： ·中信集团："我只持股20.94%，不是控股👏股东，主要责任不在我。" ·民营股东："我们是财务投资⭐者，不参与经营决策，凭什么让我们负责？" ·管理层："😆我们按董事会决议执行，个人无责任。" ·董事会："决议😜都是集体讨论通过，无个人责任。" 结果令人啼笑皆非：1🙄700亿负债，竟然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人。这不是现代企业治理😅，这是责任真空地带。 对比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在2006🤩年会计丑闻后的治理改革，该公司不仅高管集体问责，还建立了全球😁最严格的合规体系之一，包括独立的合规官和强制性的举报机制。而😜中信国安却走向了反面——无人担责，无人问责。 二、为什😴么混改会导致治理倒退：股权多元化的治理陷阱 传统观点认🚀为，引入民营股东能够形成制衡，改善治理。但中信国安的实践证明⭐，当民营股东是"假的"时，制衡变成了"假制衡"，监督变成了"⭐假监督"。 2015-2019年，五家民营股东在41次😘董事会中，投反对票仅3次，其中2次还是因为"技术性问题"，真😜正的实质性反对为0。同期，这些股东在子公司层面的200多项重😎大决议中，无一例外全部赞成。 这种"100%赞成率"暴🤯露了股东的虚假性：真正的投资人不可能对所有决策都满意。正如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所言："那些所谓的民营股东，很多根本就是😆代持，他们既没有真金白银投入，也没有真实的管理意愿，凭什么认😆真监督？" 国际上，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清晰的股东定位和专业的管理团队。而中信国安的"股东"却恰😆恰相反——身份模糊，动机存疑，既无专业能力也无监督意愿。 😘 混改的初衷是通过股权多元化提升决策质量，但复杂的股权结构😴往往带来决策效率的下降。2014年，重大投资项目平均决策周期🤯15天；2019年，同等规模项目平均决策周期延长至45天。 🥳 一个极端例子是一个海外并购项目，从董事会初议到最终批准🚀历时8个月，错过了最佳并购窗口期。当被问及为何如此低效时，一🙌位参与项目的管理人员说："每个股东代表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要👏为自己的'老板'争取利益，一个小问题能讨论好几轮。" 😢对比苹果公司的治理结构，虽然股东众多，但通过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和强大的CEO领导力，实现了效率与制衡的平衡。而中信国安却🚀走向了反面——结构复杂，效率低下，决策质量每况愈下。 😉多元股权结构本应形成相互制衡，但在股东虚假的情况下，反而形成😆了"集体免责"的格局。2019年债务危机后，各方的推诿就很典😉型：中信集团推给民营股东，民营股东推给董事会，董事会推给管理😂层，管理层则称"执行集体决策"。 这种责任分散化在20😢18年就已显现。当时某子公司出现严重财务问题，按照正常流程，😆问题会在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理。但在混改后的体系中，问题被层层上❤️报，又层层推诿，最终不了了之，直到问题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比英国石油(BP)在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的👏治理改革，该公司不仅高管问责，还建立了全球最严格的环境安全管🌟理体系之一。而中信国安却走向了反面——责任分散，无人担责。 🚀 三、治理倒退的深层机制：混改如何摧毁了现代企业制度 🙄 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础是真实的股东权利。当股东是代持的、虚假😘的，整个治理大厦就失去了地基。中信国安混改中，五家民营股东的😡71亿出资，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方式由国安集团"借给"民营企业的😁。 这意味着：民营股东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缺乏监督动力🙌；没有真实的利益诉求，缺乏制衡基础；没有独立的决策立场，缺乏🥳治理效果。一位财务专家指出："这就像建房子不打地基，楼越高越⭐危险。中信国安的治理问题，根源就在于股东基础是虚假的。" 🤔 对比谷歌公司的治理结构，其创始人和核心团队始终保持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确保了战略的连贯性和决策的效率。而中信国安却恰😉恰相反——股东基础虚假，实际控制权分散，战略摇摆不定。 🚀 理想的公司治理是通过不同股东之间的制衡实现的。但当制衡各方🚀都不是真实的时，制衡就变成了演戏。数据显示，2015-201🔥9年，中信国安董事会平均每次会议时长从2.5小时延长到5.5😉小时，但会议质量并未提升：重大风险预警次数从年均8次下降到年😂均2次。 会议时间变长，但实质内容变少；讨论议题增多，👏但关键问题被回避。很多时候，会议变成了各方利益的平衡游戏，真🎉正该讨论的风险问题反而被轻轻带过。 对比微软公司的治理😉实践，虽然也有复杂的股权结构，但通过明确的权责划分和高效的决😉策机制，实现了制衡与效率的平衡。而中信国安却走向了反面——制🚀衡变成了形式，效率大幅下降。 混改前，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会受到中信集团的直接约束。混改后，管理层以"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为名，实际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2016-2018🙄年，中信国安管理层在没有明确股东授权的情况下，对外投资超过3🤩00亿元，事后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为由获得董事会"追认"。🤩而在混改前的体系中，这种大规模投资必须事先获得中信集团明确批🚀准。 对比特斯拉公司的治理模式，虽然马斯克拥有极大影响😜力，但通过透明的信息披露和严格的市场监督，确保了决策的合理性👍和责任的明确性。而中信国安却走向了反面——内部人控制披上了"🙌合法"外衣，责任却更加模糊。 四、十年倒退的量化证据总😉结：用数据说话的治理退化 治理效率倒退： · 重🚀大决策周期：从15天延长到45天（倒退200%） · 🙄风险预警频次：从年均8次下降到2次（倒退75%） · ⭐内控违规次数：从年均2起上升到15起（倒退650%） 🤩治理质量倒退： · 独立董事履职：出席率从95%下降到🥳60% · 监事会监督：实质性意见从年均20条下降到3⭐条 · 审计整改：整改率从98%下降到40% 治😢理结果倒退： · 资产负债率：从58%上升到85% 😘 · ROE：从8.5%下降到-12% · 现金流管❤️理：从正流入150亿到负流出200亿 这些数据清晰表明😢：混改十年，中信国安的治理水平确实在全面倒退，甚至是断崖式的😅。 五、倒退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好心办了坏事 混改😉的设计者认为，只要引入民营资本，就能自动改善治理。但实践证明😎，股权结构的改变不等于治理机制的完善。真正的治理现代化需要四😢个要素：真实的股东权利、有效的制衡机制、严格的责任追究、透明🤔的信息披露。 而中信国安混改只做到了股权结构的表面改变🙌，没有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这就像给一辆破车换了新外壳，却从不🤗修理发动机。外表看起来光鲜，内里却越来越糟。 对比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治理改革，该公司通过明确的股东权利、专业的董事😴会结构和严格的风险管理，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典范。而中信国安却🤩是形式改变，实质依旧。 企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纯通过改变股权结构来实现。中信国安混改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以为股权多元化就能包治百病，却忽视了治理机制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监管部门在批准混改方案时，更多关注了股😂权比例和出资数额，对出资的真实性、股东的独立性缺乏深入审查。😂大家一心都想做出成绩，对混改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以为引进几个民🎉营股东就是改革成功。 对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企业治理的监管实践，其对股东结构、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而中国的混改监管却一度过于宽松——重形式，轻实😎质。 六、如何避免治理倒退？混改的治理质量底线 😴· 严格审查股东出资来源 · 建立股东独立性认定标准 😊 · 实施股东履职能力评估 · 确保不同股东有真实🤗的利益分歧 · 建立董事会实质性讨论机制 · 强⭐化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职能 · 明确各方责任边界 ·🙄 建立决策责任终身制 · 实施治理失效问责制 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回头看，中信国安混改带来的最大启示可能🔥是：企业治理的倒退往往始于对治理质量的忽视。混改的成败不在于⭐股权结构，而在于治理机制；不在于形式上的多元化，而在于实质上🥳的有效性。 当1700亿负债被削减至400亿，当"中信😎国安集团"的主体被注销，这场持续十年的治理倒退实验终于画上了😁句号。但它留下的教训，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企业治理的人深思：股🤔权多元化不等于治理现代化，真正的改革必须触及治理的本质，而非😊仅仅改变股权的表面结构。好的治理，比好的股权结构更重要。在国😴际对比的视野下，这一教训显得尤为珍贵——全球优秀企业的治理实❤️践也表明，治理现代化没有捷径，唯有回归本质，方能行稳致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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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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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