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镜相工作室，作者 | 彭杰克，编辑丨卢枕 文丨镜相工作室，作者 | 彭杰克，编辑丨卢枕 这是宗馥莉第二次辞职，距离宗庆后去世不到600天。和第一次辞职时直接有辞职信流出的高调不同，这次的消息十分隐秘，在其请辞近一个月、走完大部分法定程序后才流出。 因此，上次还是“虚张声势”，这次已是“既定事实”。 昨天界面新闻报道，宗馥莉已于9月12日向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及董事长等相关职务，并已通过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时间拨回到一个月前，一份流出的文件显示，在宗馥莉请辞的同一天，为“娃哈哈”代工的宏胜系多家公司，决定从2026年起改用新品牌“娃小宗”。更换品牌的原因是，“复杂的历史相关问题不能在近期得到有效的解决，导致公司始终暴露在相关法律风险之下”，“在现行股权架构下，‘娃哈哈’商标的使用须获得娃哈哈集团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否则任何一方均无权使用”。 简单说，生产娃哈哈产品的宏胜系公司，不能继续使用“娃哈哈”商标了。 这既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近一年来宗馥莉接班后娃哈哈内外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上一次，疑似主动流出的辞职信，使“质疑其管理合理性的股东”让步，宗馥莉顺利接过宗庆后走后一直空缺的董事长职位，拿到父亲遗留的股权。但这一次，宗馥莉的辞职更像是一种无奈：她和宗家的宏胜系公司，都被娃哈哈商标卡住了脖子，不得不另起炉灶。 即便宗馥莉的能力够强，对内对外大举改革，带着娃哈哈全国饮料销售净收入创下成立以来的最高增速，尽管宗馥莉掌控的体外公司承担了娃哈哈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但娃哈哈依旧不是她一个人的。 我们梳理了几个关键问题，试图搞清楚，这次辞职后，宗馥莉是否真的彻底与娃哈哈脱钩？宏胜系没了娃哈哈这个品牌，新搞的“娃小宗”能不能成？这件事对娃哈哈集团的影响有多大，谁能取代宗馥莉？以及这个接班连续剧，最后会走向哪里？ 真离职，假退场 和一年前虚晃一枪不同，宗馥莉这次是真离职了。10月10日开完董事会，稍晚些便有消息释出，目前已走完大部分法律程序。这也意味着，事情的走向比上次更严重，娃哈哈很难再用一纸公告就迎回宗馥莉了。 据媒体报道，宗馥莉卸任的主体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娃哈哈集团”），这是娃哈哈的“总龙头”，股权结构复杂，杭州国资、宗馥莉和娃哈哈职工持股会“三足鼎立”，拥有“娃哈哈”“爽歪歪”“营养快线”等八百余个核心商标。 如今，宗馥莉辞去法定代表人、董事及董事长、总经理三项职务，意味着她已正式退出娃哈哈集团的核心管理层。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馥莉彻底退出娃哈哈体系，辞职不会改变股权，她依旧是娃哈哈集团三大股东之一。按照法律规定，宗馥莉依旧享有娃哈哈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如分红、表决等。甚至，据界面新闻报道，娃哈哈职工持股会里目前仅有宗馥莉一人，如果属实，宗馥莉共持有娃哈哈集团54%股份，拥有绝对控制权。 展开全文 宗馥莉名义上退出娃哈哈集团的管理，但事实上，她掌控的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宏胜集团”）仍在正常运作，而这才是整个娃哈哈商业版图的基石，旗下有40多家子公司以及100多条生产线，掌握着生产、包装、印刷、营销及投资等上下游各环节，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年营收高达百亿元。 现在，娃哈哈商标不能用了，宏胜系公司就推出“娃小宗”品牌，换个名字继续卖，只不过需要市场慢慢认可。 因此，宗馥莉只是在法律层面不再是娃哈哈集团的代表，但她的权力还在，是娃哈哈背后的“影子女王”。宗馥莉，依旧在牌桌上。 两次辞职，一赢一输 这是宗馥莉第二次辞职，但和第一次有着明显区别。第一次像是虚张声势，及时收场，这次却更像是被动撤退。 2024年7月15日，宗馥莉第一次请辞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理由是娃哈哈集团部分股东，就其接任宗庆后继续管理娃哈哈集团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使其无法正常行使职责。一周后，舆论压力之下，宗馥莉又回到了娃哈哈集团，上演一场现代版的“熹妃回宫”，首战告捷。 彼时，宗庆后刚去世，娃哈哈集团内部错综复杂，除了宗馥莉这个培养多年的接班人，确实找不出第二个能安定局面的人。这一年里，在宗馥莉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一系列新的制度、组织、生产方式确立，如新的财务审批流程、新的项目立项制度等，对外削减了一些合作多年却连续经营不善的经销商，娃哈哈重回正轨，全国饮料销售净收入创下了成立以来的最高增速。 局面终于稳住了，但这一年，宗馥莉也得罪了不少人，亲属三番五次公开质疑，又遭遇异母弟妹争夺家产，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对企业的正常稳定经营构成了威胁，一些历史遗留的矛盾也被激化。 据公开信息，宗馥莉急于通过宏胜系公司彻底掌控娃哈哈集团。去年5月，宗庆后辞世不久，宗馥莉就对内开刀，将多名中层干部降级，同时引入宏胜集团的管理人员，导致娃哈哈集团高层陆续有人离职。 第一次辞职风波后，宗馥莉进一步集权，动作更加剧烈。人事方面，娃哈哈集团管理层多被宏胜集团高管替换，大量员工被要求转签宏胜集团，否则奖金和薪资将受到影响。生产方面，多家娃哈哈体系内加工厂停产，部分停工企业由娃哈哈前高管杜建英持股，并引发员工维权，这也被外界认为是引发异母弟妹争夺家产风波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宏胜集团不断投资建设娃哈哈产品工厂，进一步掌控生产能力。销售方面，娃哈哈集团的经销商协议显示，多家宏胜掌控产品销售渠道，通过调整业务模式，将大部分利润截留旗下公司，压缩娃哈哈生产工厂利润，娃哈哈其他股东的分红也受到影响。 最后，宗馥莉盯上了娃哈哈最大的品牌资产——商标。 今年2月，娃哈哈集团申请将“娃哈哈”系列商标共计387件，转让给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娃哈哈食品”）。后者由宗馥莉直接或间接持股62.466%。 娃哈哈集团给出的解释是，娃哈哈食品成立时，经主管部门同意，娃哈哈集团将部分商标转让给娃哈哈食品，以此换取娃哈哈食品39%的股权。后因与外资公司的历史纠纷，也就是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商标权属争议，未完成商标转让的登记备案。如今宗馥莉接任，历史遗留问题理应妥善解决。 但流程性问题却一拖再拖，至今仍未完成商标转让。据界面新闻报道，一名娃哈哈内部人士透露，娃哈哈集团国资大股东上城文旅曾提出让娃哈哈出资购买其所持46%股份和娃哈哈商标，但金额并未谈拢。 宗馥莉的野心第一次受挫。根据规定，在娃哈哈现行架构下，“娃哈哈”商标的使用，须获得娃哈哈集团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否则任何一方均无权使用。商标的问题解决不了，宏胜系公司就无法继续生产娃哈哈产品。 这也成了宗馥莉二次辞职、另起炉灶的导火索。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宗馥莉过于激进的结果，她不仅忽略了娃哈哈其他股东对宏胜集团高利润的长期不满，还试图彻底掌控娃哈哈集团的利润，而引发其他股东针对。 宗馥莉拿出的解决方案是另起炉灶，请辞当天即通过宏胜系多家公司通知经销商，从2026年起改用新品牌“娃小宗”。 这一举措使得宗馥莉不得不辞职。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假如宗馥莉不辞去在娃哈哈集团的职务，经营“娃小宗”品牌将构成同业竞争问题。 但律师郑杰告诉我们，目前宗馥莉的做法依旧面临法律风险，“宗馥莉作为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宏胜系通知经销商更换品牌有可能被认定为利用关联关系抢夺娃哈哈集团的商业机会”。 娃哈哈体系与宏胜体系，本来一个负责品牌一个负责生产，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宗馥莉这局，很难说赢。 离了娃哈哈，宗馥莉能成吗？ 宗馥莉离开娃哈哈集团，但她的商业版图并未因此坍塌。 娃哈哈集团只是整个“娃哈哈系”的一小部分。据经济参考报统计，截至2022年底，娃哈哈集团资产占整个“娃哈哈系”总资产的15.67%；营业收入仅占2.74%，净利润仅占0.39%。真正掌握生产与渠道资源的是大量体外公司，以及由宗馥莉掌控的宏胜集团。 宏胜集团，这家成立于2003年、由宗馥莉一手打造的体外公司，长期承担着娃哈哈集团最关键的生产与代工，是宗庆后留给宗馥莉的“后门”，截至宗庆后去世前，宏胜集团为娃哈哈代工产品数量约占“娃哈哈系”总产能的三分之一。 对于宗氏父女来说，这场“去娃哈哈化”，早有预谋，且旷日持久，已经处于过程的末端。多位娃哈哈集团前高管称，在宗庆后晚年，宏胜集团就享有明显优待：产量有限时优先生产，利润高的产品优先分配，管理、研发、销售资源优先让宏胜集团使用等。 这种分化在宗庆后去世后进一步加深。宗馥莉的一系列动作，让宏胜集团取代娃哈哈仅剩最后一步。 目前，宏胜集团成为宗馥莉的最大底气。它已经从一条饮料灌装线，发展为包括上游的高端设备制造、原料配料研发，中下游的印刷包装、饮料生产以及终端的物流、营销的全产业链，和娃哈哈集团几乎平行运转；而娃哈哈的三大渠道网络——康有利、哈宝游乐园、数字营销平台，目前全部由宗馥莉实际控制。 商标归属权争议之下，宗馥莉选择主动脱钩，带着供应链和销售渠道另起炉灶。离了娃哈哈，娃小宗还能继续做，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来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 宗庆后曾为女儿准备了两条路：或者是管理团队接班，宗馥莉只需要当大股东；或者是宗馥莉亲自领导团队，成为真正的接班人。只是他没想到，宗馥莉想走第三条路，用掀桌子的方式来解决自己遗留的问题。 娃哈哈的宗家时代结束了吗？ 回到娃哈哈成立之初，1987年，宗庆后承包了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并起家，后经改制成为如今的娃哈哈集团。它生来流着国资血液，如今受人掣肘也不足为奇。但离开了宗馥莉和她的宏胜集团，娃哈哈品牌前途未卜。 产能问题首先暴露出来。过去二十年里，娃哈哈的核心生产能力高度依赖于宏胜集团，后者不仅是娃哈哈的代工厂，更是宗家的护城河。宗馥莉的离任，意味着娃哈哈必须重建一个新的供应链网络，以确保生产不中断。问题在于，这一重建需要时间，也意味着成本和风险。 今年年中，有消费者发现，娃哈哈饮用水的生产方为今麦郎，“同一个生产线出来的水，娃哈哈相对更贵，这是不是交了智商税？”随后，娃哈哈集团发布声明，承认与今麦郎存在委托代工关系，并表示自4月起终止合作，原因是“代工期间自查发现个别批次纯净水产品未通过出厂抽样检测”。 冒着风险找代工厂，娃哈哈的解释是产能紧张——去年因水产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产品结构对应调整，导致公司出现产能紧张，不得不委托代工厂生产，同时进行自有设备改造与投资新建工厂。娃哈哈还称，目前已完成18条高速产线的布局，并新建落成多个现代化工厂，现阶段公司产能会随着新产线的投产稳定供应，完全实现自主生产。这番表态意在稳定市场，也从侧面印证，娃哈哈确实陷入了产能调整的阵痛。 品牌层面的挑战更为复杂。宗馥莉带来的改革，让娃哈哈在年轻群体中重新获得了存在感：她推动跨界联名、电竞合作、推出高端果汁线，让一个“父辈品牌”重回社交媒体视野。她离开后，这种与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连接能否延续，是个未知数。 渠道端的不安也在蔓延。宗馥莉任内调整经销体系，接连推出了《经销商资质评价系统》和《经销商准入标准完善体系》，在新的标准下，一些以往与娃哈哈合作多年但不符合标准的经销商被取消了身份，让总体收入和市场份额都有所增长；仅包装水的市场份额，2024年第一季度为9.42%，到了2025年第一季度上涨至17.07%。宗馥莉离开，不仅改革可能会终止，甚至连经销商都可能大规模迁移，娃哈哈的渠道体系或将崩塌。 而“娃哈哈”系列商标的归属，还悬而未决。郑杰分析说，鉴于娃哈哈集团的国有属性，转让商标已经引发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如果能继续推进转让手续，不排除要重新估值，乃至履行国资转让的相关手续，还涉及到娃哈哈集团对食品公司的出资是否要调整等历史遗留问题。 如果各方股东能够协商达成一致，也可以不走商标所有权转让，而是走授权许可，但许可费也必须公允定价，以保护国资利益；假设无法协商，按照每一股东均享有一票否决权的制度安排，没有人能够继续使用娃哈哈系列商标，将会是商标贬值的多输结局。 而最核心的问题是，谁能接手宗馥莉的职位？谁能有威望与实力带领娃哈哈集团走出困境？ 目前流传的消息是，娃哈哈集团总经理由宏胜集团法务部部长许思敏接棒，她也是在宗馥莉掌舵娃哈哈后，才进入娃哈哈的核心圈。而她既是宏胜集团法务部部长，也是娃哈哈集团的监事，职业背景偏法律与合规，被视为稳态过渡的管理人，而非商业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 因此，谁来接班宗馥莉，依旧是个未知数。如果商标问题有一天能够解决，也不排除宗馥莉重回娃哈哈。至少现在，宗馥莉去做“娃小宗”，宗泽后在做“娃小智”，宗庆后的堂弟宗伟则改卖“沪小娃”。 娃哈哈终于还是不姓宗了。 参考资料 虎嗅：《宗馥莉，放下了》《叛逆者，宗馥莉》 汇仲律师事务所：《民企争议解决｜娃哈哈控制权之争？》 凤凰网财经：《宗馥莉辞职，更多内幕曝光》 界面新闻：《宗馥莉辞职，一段潜伏近30年的矛盾浮出水面》《娃哈哈再度回应今麦郎代工：因去年水产品需求快速增长》 经济参考报：《国有股东和职工权益涉嫌受损，娃哈哈“体外”迷局待解》 澎湃新闻：《宏胜饮料生产中心总监严学峰已正常上班，在与娃哈哈有关联的百余家公司任监事》《营收过亿的娃哈哈上海工厂为何改卖“沪小娃”？》 【版权声明】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镜相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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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