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题：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记者徐壮、白瀛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面。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部署。202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 立足新阶段，阔步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赋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更高要求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 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经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东方大国创造着强大的物质文明，同样也创造着引领时代的精神文明。 “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重要指示精神，高扬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之帆。 2025年7月，京西宾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指出，“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 既要物质富足的“面子”，又要精神富有的“里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今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更要注重将文化建设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发挥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中的支撑性、引领性作用。 从“村超”“村BA”“村晚”改变乡村面貌，到游戏《黑神话：悟空》带动旅游、文创等消费浪潮，再到如火如荼的“文博热”“出游热”……“文化+”，正不断释放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效应。 实践证明，把文化作为一种复合性创新要素融入经济活动，能够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进一步认识文化的“助推器”作用，赋予经济发展更深厚的人文价值，必将催生越来越多的新增长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考察时强调“通过以文化人更好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创新、振兴发展的激情和斗志”。 维系着家国纽带，寄托着美好情怀，传承千年的春节生动彰显着文化的力量，提示我们充分把握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化育功能。 展开全文 当中国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要进一步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意识，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添彩：顺应人民群众更高期待 舞蹈《殇》引发不屈不挠的共鸣、情境诗朗诵《这束光》点亮青春的朝气、情境戏剧《永远的番号》激起感动的泪水……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隆重举行。通过电视、透过网络，人们反复品味着动人节目，在社交平台上留下如潮好评。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这就要求我们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文化强国。 以人民为中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天津推出四大系列500余项文旅活动，北京带来1485场演出，河北奉上八大主题200余场示范活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京津冀联动打造文旅盛宴，组成一幅生动的金秋人文景观。 文化发展，为的是人民、依靠的是人民，成果也当由人民共享。 一方面，要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挖掘当前文化需求侧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把宣传、教育、引导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要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2025年新春伊始，《哪吒2》屡创票房纪录，成为彰显新时代文艺原创力、生命力的生动例证。 沉实厚重、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这提示我们，文化各领域要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质量。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群众享受文化服务有了更多的好去处。 更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应当坚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让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有效增强。 激活：在新的起点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文化强国建设指明方向。 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 把握源头，要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顺应潮流，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引入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前不久举行的北京文化论坛上，文创展售中心人流如织，融合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的各类产品备受欢迎。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面向未来，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能推出更多既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化重要元素，又反映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文化成果。 文明如潮，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024年，我国文化贸易总额达到1.4万亿元。动漫、游戏、潮玩、演艺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建设文化强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应有之义。 新征程上，我们要积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一定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责任编辑：任芯仪(EN06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