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道总有理 文 | 道总有理 9月末，大连万达集团及法人王健林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限高涉及执行标的1.86亿元。从昔日“中国首富”到无法乘坐飞机头等舱、入住星级酒店，巨大的身份反差让这一消息震动社交平台。 很快，情况发生反转，9月29日，王健林“限高”措施已取消。有媒体报道本次事件是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或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 但这已并非万达首次陷入执行纠纷。 9月初，北京金融法院已新增一则对万达的执行信息，标的超4亿元。截至目前，万达累计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52亿元，同时背负94亿元股权冻结，其中上海万达网络金融与小额贷款两家公司的冻结股权占比超九成。 细究这几年的万达发展，诸如此类风波数不胜数，有些甚至早已埋下了伏笔，更有意思的是，王健林与万达的生存命题，似乎也成了中国一代民营企业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从「强势崛起」到「大势已去」 1988年，中国成立房地产公司需要100万元注册资金，王健林就借了100万。 据他自己说，借款必须找人担保，担保人拿走50万元，实际上只拿到50 万元，而且借100 万元给他的人，要求他5年还款，每年25%的回报。看起来条件非常苛刻，但彼时王健林骨子里的风险精神就开始显露。 他拿着借来的钱在大连西岗区创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浪潮涌得热烈，到1992年，这家公司已经占据大连房地产市场20%的份额，年销售额达到20亿，也是这一年，王健林掏出2000块重金登报征名，最终，从满纸投稿里挑出的“万达”二字，寓意万事顺遂、通达四方。 王健林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把万达的成长分为四步。 第一步在1993年，他带着团队南下广州， 那时候，民营企业到外地发展困难重重。王健林就去找广州当地企业谈，最后跟广州华侨房地产公司谈好，一年交200 万元，注册了一个分公司，也正是从广州开始，万达逐渐从一个区域公司变成全国性公司。 第二步在2000年，进军商业地产。 2000年前，万达主要做住宅开发，之所以要转型，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到，是因为当时民营企业的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完善，公司有两个老员工，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肝病，这件事促使他想要更多现金来保障员工福利。 住宅房地产开发的现金流不稳定。 为了寻求稳定的现金流，万达做过制造业、制药厂，还做过超市，外贸等等，到2000年，决定把不动产作为企业的支柱产业，2004年，王健林提出“城市综合体”的概念，把商场、酒店、写字楼、公寓都整合在一起。 展开全文 从那年开始，万达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最风光的时候，地方排队与万达合作，甚至在上海，万达都以超低价拿下了五角场的场块。同时，万达广场飞速扩张，唐山万达广场110万平米，石家庄万达广场更是达到183万平米。 第三步在2006年，因为万达购物中心需要配电影院，王健林开始琢磨文化产业。 他投资了万达乐园，扬言要让上海迪士尼二十年无法盈利。最初万达跟美国时代华纳院线合作，但由于两方面原因，双方没能合作下去，万达先后和上海、江苏、广东、北京等地的广电集团谈合作。 第四步在2015年前后，万达大举进军海外。 彼时，万达宣布了十年战略规划，计划十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2014年到2016年，万达投资了16个海外项目，买下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大厦，以9.21亿英镑吞下了欧洲第一大院线，买下美国传奇影业。 那几年，万达风光无限，综合过往年度报告，2009年，万达员工总人数近两万人，2015年达到十三万人，等到2016年，万达的总资产已经逼近8000亿元，营业收入达到2550亿元，王健林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他看来，万达“去地产化”目标终于实现。 2017年，万达在全国已经有近200个商业项目，也正是在当年，万达急转直下。2月份，万达的海外收购之路受挫，6月份，遇上“股债双杀”，7月份，万达在海外的六个项目被严格管控。 2018年1月，万达集团2017年年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称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万达商业不得已转让文旅项目、酒店资产，曾经让首富引以为傲的四步棋，终于沦为“弃子”。 2017年，王健林以438亿的价格，把13个文旅项目卖给了融创，又把77家酒店以199亿卖给了富力，2019年，万达影视被儒意影业收购，2020年，百年人寿卖给了绿城，百货业务卖给了苏宁。 到了2023年，万达大规模出售购物广场，三十多座万达广场易主。2024年，北京CBD的总部大楼卖给了新华保险和中金资本，万达商管的控制权交给了太盟投资集团；截至2025年9月，万达广场已累计出售85个。 或许，浪潮从不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奔涌，后来的每一次出售，也都是王健林在时代洪流下的无奈抉择。当万达广场的灯光熄灭在夜色里，不只是一个企业的起落，更是一个时代里，野心与命运、辉煌与落寞交织的篇章。 冲动退市「误终身」 绝大部分人起底王健林会把他与万达的不幸归咎于2016年的私有化退市上。 早在2014年，万达商业成功在港股上市，2015年，万达商业的股价最高涨到了76港元，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跌破发行价，跌到30港元左右。此时的王健林对港股的低估很是失望，一口气以52.8港元的价格，回购了万达商业所有H股股票。 私有化退市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A股IPO受阻；转战港股再受挫；对赌协议引爆危机；索债方生出多米诺骨牌效应；资产大规模出售……一连串的危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王健林如今的局面。 至于王健林为什么选择私有化退市，除了对港股估值的不满，其过于自信的行事作风也一度被视为另一个主因。纵观这位首富先生的前半生，一个“赌”字基本可以概括，他本人也曾说过：“没有人永远赢得所有赌局，但永远有人愿意赌。” 但在这两大因素之外，万达本身的发展其实才是王健林选择私有化退市的关键。 2015年，万达商业收入1242亿元，比2014年增长15.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99.7亿元，同比增长20.66%。看起来很亮眼，但细究起来风险不少。据悉，万达商业虽有三大业务，但主营收是物业销售板块。 当年，物业销售为万达商业贡献了82.5%的收入，总合同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640亿元。 但这一成绩与万达本身的关系不大，更多是得益于地产行业回暖，2015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100排行榜》显示，2014年万达商业销售金额1501亿元人民币排名第三， 2015年销售金额1512.6亿元人民币，位列第四。 换句话说，在地产行业发达的一年，万达排名不进反退。 其次，2015年万达商业业绩公告显示，其物业存货出现15%的增长，酒店业务净利润为亏损6.02亿元人民币；万达商业物业租赁出租率从2014年的99.32%下滑到2015年的96.37%，同期，太古地产、中粮地产2015年的出租率都维持在99%左右。 或许，港股对万达商业的估值未必失了公允。 另外，商业地产是“吞金兽”，万达商业的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2013年，万达商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90%，2015年报显示，万达商业的净负债率为61.05%，较2014年底的56.68%上升了4.37个百分点。 对比之下，同行的净负债率维持在40%左右，华润置地甚至已降到23%。 这时候，王健林发现发债券比在股市融资划算。2015年8月28日，万达商业首次五年期（3+2）50亿元公司债成功发行，票面利率4.09%，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月12日，万达商业两次发行五年期、额度为50亿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分别为3.93%和3.20%。 当然，万达商业退市不是不想上市，是想换个地方上市，然而，后续的一切已不需要赘述。 十年前，王健林手握292座万达广场、1300家影院、13家文旅城、80家五星级酒店、150亿美元海外投资，以2200亿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首富。2025年，《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上，王健林父子的财富为588.1亿元。 时至今日，曾经叱咤风云的首富跌进谷底。 再路过那些换了主人的万达广场，还会有很多人想起王健林在商海上挥斥方遒的模样，只是这一次，赌桌早已散场，筹码尽失，资本市场从不同情“赌徒”，一旦行差踏错，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在时代的风里，满是繁华落尽的唏嘘。 首富翻盘，也要靠「下沉市场」了 十年光阴，曾经的商业帝国一点点瓦解，王健林卖了半副身家，手中的资产版图大幅收缩。那么，险些被限高的“首富”还剩什么？ 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万达集团对外投资仍处于存续状态的企业为24家，持股超过50%的为15家；王健林所控制的企业有76家处于存续期间，对外投资的11家企业中则仅有6家显示为存续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万达集团及王健林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大连新达盟40%股权、约200座万达广场，以及万达体育、万达宝贝王等。这大概是王健林能否在70岁高龄再逆袭的重要筹码，尤其是幸存的万达广场。 从这些广场的分布来看，王健林远没有认输，因为他卖掉的与留下的都藏着他对未来的渴望。比如，王健林正加速出手一二线城市的万达广场，2025年5月6日，王健林500亿元出售48座万达广场，这其中覆盖多城首发项目及一二线城市元老级项目。 结合赢商大数据最新《2024中国城市商业力》分析显示，商业一线和准一线城市项目占比高达33%，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重要城市均有涉及；商业二线城市项目占27%。 相反的，遍布全国县城的万达广场却很少被列入出售名单。 理由很简单，因为下沉市场的万达广场展现出了强劲的消费活力。 2023年12月，四川宜宾下辖县级市宜昌万达广场开业，开业3天累计客流近40万，销售额超千万；2024年1月，重庆忠县万达广场开业首日，共接待消费者23.6万人次，销售额突破750万元，创下行业多个第一。 投资与运营成本上，县城万达广场也有超高性价比。 以湖北宜都万达广场为例，其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8亿元，而一线城市同等规模项目投资额往往超过20亿元。在运营成本上，县城万达广场的租金、人力成本较一二线城市低30%-50%，宜都万达广场租金回报率达6.8%，高于一线城市平均5.2%的水平。 同时，县城万达广场在资源获取上优于一二线城市项目。 以重庆忠县为例，当地为万达广场提供了土地出让金返还、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并协调开通了直达广场的公交线路。在万达面临流动性压力的背景下，县城万达广场的现金流价值凸显，湖北宜都万达广场年租金收入约8000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513座万达广场中，三四线城市占比超过60%，同时，轻资产占比超40％。这也是王健林为自己留的后路，在一些出售的万达广场里，万达仍然保留运营管理权。 轻资产模式对万达而言，是退而求其次的生存法则。 总的来说，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分布已从全国扩张转向“五环外留守”，三四线城市与整个下沉地区成为最后的生存空间。尽管通过轻资产化和业态调整，暂时维持了运营，但债务危机、消费疲软和竞争加剧，无疑又构成了一重新的枷锁。 王健林还有机会翻身吗？ 未来几年，这些幸存的万达广场能否在县域市场续写“一个广场改变一座城”的神话，还是未知数。若无法实现重新上市或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些广场可能进一步被出售或抵押，届时，王健林的商业版图或将彻底重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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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