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一个朋友他创业十年，公司从几个人成长到几百人。按理说，他应该是个成功且幸福的人。但他总是说特别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精神上的。 这几年周围的朋友、同事、甚至供应商，都在给他推荐各种“幸福”产品：有人告诉他，买了最新的智能家居，就能获得“舒适的幸福”；有人推荐他去参加一个心灵成长课程，说能找到“内心的幸福”；还有人说，投资了某个项目，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的幸福”。 他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为“幸福”而忙碌：早上起来要听付费课程，晚上要看“提升幸福感”的直播，周末要参加“寻找自我”的沙龙。感觉自己是个永不停歇的"顾客"，不断地在市场上寻找幸福的踪迹。但是，他越是努力追逐，幸福感就越稀薄。 “明明是想幸福，为什么感觉越来越不幸福？”这番话，令我深思。 在这个时代，幸福似乎成了一件可以量化、可以购买、可以交易的商品。它被贴上价格标签，装进精美的包装，然后摆在商业的货架上，等待我们去消费。 这背后，不是商业欺诈，而是一套精巧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商业话语体系。它不是在贩卖幸福，而是在消费我们的不幸福，并让每个人为自己的不幸福心甘情愿地买单。 这不是一个什么理论阐述，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它似乎没有声息，却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之中。 当幸福被定价，不幸福就成了可被收割的资源。 幸福的商品化，是将“幸福”这个抽象的概念，具象化、标准化，最终变成了一个可以定价、可以包装、可以买卖的商品。 我们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导演，而是商业所定义的"幸福"的消费者。 你感到不自信？商业会告诉你：“购买我们的形象课程，你就能找到自信。”你看，某某知名讲师，只用9.9元，就能让你“学会理财，实现财富自由”；某某健身博主，只需要你购买他们的线上课程，就能让你“重塑身材，找回自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的承诺：你的幸福，可以通过消费来获得。 商业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精神旅程，打包成一个快速消费的商品。 它不会告诉你，自信需要漫长的自我认知和实践，只会给你一个“速成”的方案。它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关系需要时间和情感的投入，只会给你一个算法匹配的“对象”。 我们为这些“幸福商品”付费，收获的是一种短暂的、多巴胺分泌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离幸福更近了一步。但当商品的新鲜感褪去，当课程的“干货”被遗忘，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却会以更猛烈的姿态卷土重来。 这是一个看似帮助，实则剥削的循环。越是消费，越是感觉不幸福，就越想通过下一次消费来弥补，从而陷入一个无休止的消费闭环。 并非天生焦虑，只是被系统地设计出来。 展开全文 如果说前面是直接兜售幸福，那么现在则更加高明，也更为隐蔽。不是先给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首先制造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先意识到不幸福，再售卖幸福”的精密设计。 打开社交媒体，会被各种“完美”的身材、教育、生活方式所包围。某美妆品牌会告诉你，你的皮肤不够白皙，所以需要他们的美白产品；某教育机构会告诉你，孩子没有特长，将来会输在起跑线上，所以需要报他们的特长班。 这种不安全感制造，让我们不断地审视自己，寻找所谓的“不幸福”之处。商业用各种数据、图表、成功案例，传递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息：你不够好，你的孩子不够优秀，你的生活还不够精致。 在这种驱动下，一个职场新人，看到身边同事都在报各种技能培训班，他会感到一种“不学就会落后”的焦虑。于是，他报名了一个价值不菲的课程。学完后，发现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反而因为课程内容过于浅显而感到沮丧。这时候，他可能不会去质疑课程本身，而是会想：“是不是学得还不够多？是不是需要再报一个更高级的课程？” 这种自我怀疑和不断消费的循环，正是焦虑产业化的核心。它让你永远觉得，痛苦和不幸福，都是个人问题，而不是体系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继续消费。 不是在创造幸福，而是在制造上瘾 在制造了焦虑、将幸福商品化之后，商业还有一个更高明的手段：将快乐这个美好的体验，从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可以工业化批量生产和精准投喂的工业产品。 短视频、游戏、网络购物……这些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算法逻辑：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预测喜好，然后不间断地推送我们想要的内容。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奶头乐”工厂，它不断地投喂碎片化的、即时性的、刺激感官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廉价的、唾手可得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它上瘾，但不会真幸福。 真正的幸福，往往来自一些需要付出努力的事情：通过阅读理解一个深邃的观点，通过跑步挑战自己的极限，通过与人深度交流构建一段真挚的关系。这些过程可能伴随着痛苦、挣扎和挑战，但最终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持久而深刻的。 而工业化的快乐，它绕过了这个“痛苦”的过程，直接给了一个“快感”的结果。它让人习惯于即时满足，而无法忍受任何需要等待和付出努力的事情。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人不再有耐心去解决它，而是转身投入到虚拟世界的廉价快乐中去。 这种工业化的快乐，让大脑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思考能力、专注能力、深度理解能力，都在这种无休止的投喂中被瓦解。成为了快乐的消费者，却失去了创造快乐的能力。 当“努力”被明码标价，自我提升成了商业跑道 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努力”这个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奋斗，而是一种可以被包装和售卖的商业模式。 “投资自己，就是最好的理财。”“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高度。”“自我提升，永无止境。” 这些口号听起来如此振奋人心，它让人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获得最终的幸福。 于是，就购买了各种“自我提升”的课程，参加了各种“高端人脉”的社群，报了各种“职场技能”的培训班。努力内卷，学习各种新知识，掌握各种新技能，只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然而，会发现，这种努力似乎永无止境。当学会了A技能，又会有B技能出现；当进入了C圈子，又会有D圈子在等待。像一只永不停歇的仓鼠，在商业搭建的“成长轮”上不断奔跑，却发现自己始终停留在原地。 这种努力的商业化，让人的自我提升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源泉。 它将“成长”变成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让人永远处于一种“我还可以更好”的焦虑状态。这种焦虑，又会驱使去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 它不是在鼓励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在利用人对“更好”的渴望，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 那么，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该如何自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夺回对幸福的定义权。 这不是声势浩大的革命，而是静水流深的个人修行。它从审视自己的每一个消费决策开始，从反思自己每一次情绪波动背后的商业动机开始。 要警惕的，是那些试图用“解决方案”来定义“问题”的声音。 当一个广告告诉你，因为不够瘦而“不幸福”时，请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不幸福，真的是因为体重吗？还是因为我被商业制造出的“容貌焦虑”所绑架？ 当一个课程告诉你，因为缺乏某个技能而“不幸福”时，请反思：我真的是因为知识匮乏吗？还是我正在被“知识付费”的浪潮裹挟，被迫为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买单？ 要分辨的，是那些贩卖“即时满足”的快感。 当你的手不自觉地滑向短视频App时，问自己：我追求的是真正的放松，还是廉价的刺激？这种快感，是在帮我充电，还是在偷偷消耗我内心的能量？ 真正的幸福，往往与那些无价的、无法被交易的事物紧密相连。它可能是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次久违的家人团聚，一段不受打扰的阅读时光，或者仅仅是雨后阳光洒在窗台上的那一刻。这些时刻的幸福，不是因为拥有了什么，而是因为感受到了什么。 建立自己的幸福哲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文 | 财能圈 文 | 财能圈 10月10日晚，娃哈哈集团确认了宗馥莉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消息，距其2024年8月正式接任董事长职务仅过去14个月。这并不是这位“饮料公主”第一次辞职，这已是宗馥莉一年内第二次提出辞职。 据界面新闻报道显示，宗馥莉的辞职申请已于9月12日提交，并通过了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与2024年7月那次“以退为进”的辞职不同，此次她退得彻底，办公室的灯真的灭了，没有反击宣言，更没有股东挽留。 告别娃哈哈：一场早已注定的离别 宗馥莉首次辞职发生在2024年7月，距离宗庆后2月25日逝世不足150天。当时，宗馥莉在《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中直言，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的质疑，致其无法继续履职。 这场辞职风波在当年8月迎来反转，宗馥莉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接替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完成名义上的权力交接。 相较首次“被迫离场”的离任，此次辞职则更为彻底。从“暂时离任”到“彻底退出”，一年间的两次辞职，折射出娃哈哈复杂股权格局下宗馥莉已无力掌控大局。 宗馥莉的辞职实为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困局主要源于三方面。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遗产诉讼困局。2025年7月，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以存在家族信托承诺为由，在香港与杭州同步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及娃哈哈29.4%股权。 尽管娃哈哈官方声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但香港高院于9月26日驳回宗馥莉上诉请求，维持资产冻结禁令。18亿美元资金流动性受限直接冲击企业战略布局。 更棘手的是，这场纠纷暴露了宗庆后生前未厘清的股权传承漏洞，其预留的股权安排既未公证也未完成法律确权，为继任者埋下致命隐患。 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使宗馥莉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国资持股比例远超宗馥莉个人，而职工持股会背后则是追随宗庆后数十年的老臣群体。这种“混合控股+国资参与”的股权架构，令宗馥莉的每项改革都遭遇双重掣肘。 2025年初，她拟将估值911亿元的387件核心商标转至自有控股公司，因国资方质疑“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迫终止。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时，又因职工持股会担忧影响就业而受阻。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根本错位，注定其改革举步维艰。 内部改革引发的利益版图重构加速了离职进程。接任后，宗馥莉的系列举措直指娃哈哈沉疴，关停数十家弱关联分公司及低效生产线，清退年销售额过低的中小经销商。 这些本意为优化结构的举措，却撼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被关停企业多与家族关联方有染，清退经销商瓦解了宗庆后时代的“人情利益体”，管理层换血更令元老寝食难安。 展开全文 另立门户：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自校企改制以来便十分复杂。公司的股权由三方持有：杭州上城区持股46%，宗庆后生前持股29.4%，公司基层工会持股24.6%。 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需多方博弈。国资代表往往更关注政策合规与稳定，职工持股会则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与就业保障，宗馥莉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诉求在缺乏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极易陷入僵局。 宗馥莉的彻底退出，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解读为在既定框架内无法破局后的主动切割。 事实上，宗馥莉辞职前已修好“后路”，早已开始布局自己的“体外版图”，其控股的宏胜集团，在2025年年初就注册了“娃小宗”等46枚全品类商标，宗馥莉的“后娃哈哈”布局早已悄然展开。该公司旗下已陆续整合了她在饮料、包装、营销等领域的多个关联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宏胜优品旗下的饮料品牌“KellyOne”在高端水及定制化饮品市场表现亮眼，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 宗馥莉的宏胜系公司9月披露的文件显示，其已启动品牌切换预案，2026年起将全面启用“娃小宗”品牌替代原有商标。这种“体外孵化新品牌”的操作，既是对商标使用权受限的被动应对，也暗含着脱离旧体系束缚的战略考量。 宗馥莉的“战略性退却”或许不是败局，而是另一种开始。她手中握有的宏胜饮料集团已成为宗馥莉的新阵地，这里没有国资股东的掣肘，没有商标使用权的争议，也没有老臣的牵制。宏胜集团这一“体外帝国”，年营收超100亿的体量足以支撑“娃小宗”的培育。 此次辞职后，宗馥莉将全身心投入新平台的运营，其目标显然是打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符合其商业理念的“新王国”。 未来走向：娃哈哈与宗馥莉的双重变局 宗馥莉的困境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缩影。第一代企业家多靠“强人治理”和模糊的人情关系维系企业运转，这种模式在草莽创业期成效显著，但却给第二代留下了“接力”难题。即股权架构缺乏法律保障、职业经理人体系未建立、新旧战略难以衔接。 对比方太茅氏父子的“三三制”传承，通过“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渐进式放权实现平稳过渡，美的何享健引入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的“控股不控权”模式，娃哈哈的传承显然缺乏提前规划。 宗庆后生前坚持的“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虽造就了企业早期的稳健，但也使其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时机。 对于娃哈哈而言，宗馥莉的离去留下了三大亟待解决的悬念。 其一，接班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走向，是从内部老臣中提拔，延续传统经营模式，还是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推动市场化改革，亦或是等待家族矛盾平息后宗馥莉回归，都将影响这家民族企业的命运。 其二，品牌战略面临抉择。继续依赖“娃哈哈”这一国民IP，需平衡各方股东利益以解决商标使用权问题，若重新选择其他品牌，则要突破消费者情感壁垒和农夫山泉等巨头的围剿。 其三，经销商与员工信心的重建迫在眉睫，2025年销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80%，如何修复渠道关系、化解老员工不满，是维持企业基本盘的关键。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娃哈哈正式步入“后宗时代”，这也将同时重塑娃哈哈的发展轨迹与行业格局。对宗馥莉而言，这或许是卸下重担的开始，离开娃哈哈的围城，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