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个参与度很高的提问：“吃火锅你最不能容忍的行为是什么？” 一个高赞答案就是：“刚开锅先把毛肚全倒进去，不熬够十分钟不让捞！” 无论所在地域南北还是东西，说到涮毛肚，相信在座诸位都是理论与实践兼备： 大火滚汤、七上八下、见好就收、毛肚蜷曲硬挺起泡泡，无论蘸麻酱还是油碟，我们核心原则就是要追求爽脆弹牙、不老不韧的口感。 除了毛肚，百叶黄喉鸭肠脆肉鲩同理，青笋木耳贡菜藕片虽然是素菜，但原则同样是不脆不吃，“脆”才是灵魂！” 说到这，大家先收一收哈喇子，进入今天正题： 脆的食物受到欢迎，绝不局限于火锅。 据2024 年一项调查显示，79% 的消费者认同“质地”是决定饮食体验整体满意度的关键因素，酥脆或者硬脆质地的食物在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 所以，为啥人类喜欢脆生生的东西？ 先公布下答案之一就是： 因为我们祖先虫吃多了！ 咯吱咯吱！ 咔嚓咔嚓！ 哎～ 怎么还流汤了 吸溜吸溜..... 昆虫： 不用加工， 就能吃到最脆的荤菜 美国神经人类学家约翰·S·艾伦在《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一书中，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人类对脆的偏好起源，分为昆虫、植物、熟食三种。其中“昆虫”相关章节最为浓墨重彩。 基于解剖相似性（如尖齿、小体型），部分古生物学家提出过“灵长类源于食虫类”的假说，认为早期灵长类由类似现代树鼩的食虫动物演化而来——虽然这一假说长期存在争议，但无争议的是： 大约 5000 万至 6000 万年前，灵长目始祖最重要的蛋白质等营养来源就是靠食虫。这些灵长类体型较小，生活在树上，昆虫是它们易捕食、且安全健康的完美食物，除了蛋白质外，还可以很好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展开全文 昆虫的外骨骼主要由几丁质（Chitin）——一种含氮多糖聚合物构成。咀嚼时，其坚硬结构破裂发出清脆声响，同时释放内部脂质和蛋白质，形成独特的风味与口感。可以说是“不用加工就能吃的最酥脆的荤菜”。 正是通过提供必需营养、传递安全信号（大部分情况下吃虫是安全的），“生食昆虫”塑造了灵长类部分感官机制，这一机制一直延续在我们基因里：全球范围的人类遗迹中，都发现过食虫证据。即使到了现代，全球有 3000 多个民族仍有食虫习惯，可食用的昆虫有近 2000 种，其中不乏各种酥脆的品种，比如说蜣螂——没错，屎壳郎也曾经被人类习惯性食用过。 植物、谷物、熟食 也要吃脆的 除了虫子外，植物、谷物的“脆”，在原始环境中也意味着对健康的重大保障。 蔬果的脆感源于初生细胞壁具有很强的刚性，这种刚性作用是纤维素的支撑作用、结构蛋白的网络作用、果胶的粘合作用等共同形成的。牙齿咬合时细胞壁破裂释放水分，就会发出清脆声响，正如我们日常生活感受到的一样，越新鲜的水果越脆。 而谷物的脆感表示其水分较少、保存良好，未被霉菌等微生物侵染，同样意味着安全无毒。 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也证实，灵长类对腐败气味厌恶，但对质地变化更敏感。也就是说，人类祖先正是通过脆度快速判断蔬果可食用性，从而避免摄入毒素。 不过，人类对“脆”的追求，也不仅仅是深植于生存需求。 在原始人开始掌握火以后，第一批“大厨”随之出现，人类的酥脆食谱大大扩展了。相比天然的昆虫、水果等，靠烹饪创造出的酥脆食物不仅质地迎合人类喜好，而且通常味道浓郁。这是由于食物加热时产生的一系列褐变反应，比如说焦糖化（caramelization）：糖在加热到一个较高的温度后发生褐变，并变得酥脆。 除了焦糖反应外，美拉德反应（Maillard reaction）也是褐变反应非常重要的一种。美拉德反应始于糖类分子与氨基酸分子，加热时这些分子形成不稳定的中间产物，随后可能转化成上百种其他化学物质。由于这一过程涉及氨基酸中的氮原子和硫原子，比起焦糖化反应，美拉德反应可以产生的味道和香气要丰富得多。 那么酥脆与美拉德反应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在对食物进行干式加热（如烘焙、烧烤、油炸）之时，这两者常常伴随发生。干式加热的烹饪方法主要用来制作肉类、蔬菜和面点，与酥脆相关的各种属性都离不开此类烹饪方法。在炖煮时，肉块表面温度不够高，完全无法发生美拉德反应。而在进行干式加热时，肉的表面变得干燥，就可以达到反应发生所需要的温度，所以肉块不仅浓香四溢，还有一层酥脆的外壳。 与此类似，土豆经过油炸也会有一层既美味又酥脆的壳，而只要火候控制得当，土豆块内部仍有足够的水分阻止美拉德反应发生——所以说，最好吃的炸土豆、炸薯条应该是表面焦脆、内部柔软的。 “脆”除了和一系列褐化反应相辅相成，从而提高风味之外，食物表面呈现酥脆质感和褐变色泽，是判断其经过充分高温加热的最直观、可靠的信号。高温能有效杀灭病原体、寄生虫，大幅降低食物中毒风险。因此，“脆”又被加深了“此物无害可食”的进化印象。最终在多种作用下，这一偏好被推到了饮食习惯的中心位置。 现代的脆零食 放大了我们的渴望 根据食品科学家和行为心理学家研究，各种脆脆的现代零食，本质上是对上述人类本能的一种放大和“欺骗”，这种欺骗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动态对比：我们大脑对食物口感的判断包括味道、气味、声音以及它在嘴里的感觉。咔嚓咔嚓、拟声词可以激活负责检测和体验情绪的脑区，带来一种心理愉悦感。而如果我们吃到一个东西有着不同的“动态对比”，比如说有酥脆的外壳、咔嚓咔嚓的声音、随后是柔软或奶油状、充满风味活性物质的东西，大脑就会觉得咬碎这种东西非常新奇和刺激，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感。比如说，脆皮雪糕。 唾液反应：唾液分泌是进食体验的一部分，食物越能引起唾液分泌，唾液就越能游走于口腔，覆盖味蕾——比如薯片为啥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目标就是在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增加味觉刺激、引发更多唾液反应。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受试者听到薯片咀嚼声时，唾液分泌量比听流水声时高 40%。 食物快速融化，热量密度迅速消失：快速消失或“入口即化”的食物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出虚假信号，从而影响人对卡路里的预判，人们常常会错误地认为脆脆的食物要比软软的食物更低卡，因此可能会...... 吃得更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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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