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正见TrueView，作者 | 刘平，编辑 | 咏鹅 文 | 正见TrueView，作者 | 刘平，编辑 | 咏鹅 一季度，京东发起外卖大战，高调杀入本已格局稳固的本地生活市场。 二季度，淘宝闪购亮相，卷向即时零售，并接过了主角的剧本。 三季度，阿里推出高德扫街榜，剑指大众点评，并火速上线团购，标志着与美团的全面战争已然打响。 不足一年时间，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在本地生活领域完成集结。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而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全面战争。当传统电商增长见顶，巨头们不得不穿越边界，进入彼此的领地寻找增长。 京东为增量，阿里为收复失地，美团为守护王座，背后是围绕用户与商家的全面生态战。 补贴炼狱，规模游戏下的囚徒困境 2015年11月的一个晚上，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在位于上海总部的饿了么办公室里断言，“最近一个月，不是决定饿了么未来的一个月，而是决定O2O未来格局的一个月。” 当时，饿了么占据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美团正疯狂逼近，百度外卖还是排名第三的玩家。但这场“冬季战役”并未如预期般速战速决，反而拉开了数年的拉锯战序幕。 十年过去，战场依旧，玩家却已轮转。2025年2月11日，京东以新的挑战者姿态进军外卖市场，推出全年免佣金政策。4月30日饿了么宣布启动“饿补超百亿”大促，阿里将“小时达”升级为“淘宝闪购”，正式搅局。 平台的筹码一如既往地雷同，相继祭出“零元购”“免单”等补贴手段。4月京东外卖宣布未来一年将投入超过100亿元，随后美团外卖宣布三年投入1000亿元，7月2日淘宝闪购宣布将在12个月内直补消费者及商家共500亿元。按阿里2025财年净利润1259.76亿元计算，这笔补贴约为净利润的40%。 百亿级别的补贴，迅速推高了订单规模。据平台披露，淘宝闪购8月日订单峰值达到1.2亿单，美团外卖日订单峰值突破1.5亿单，京东外卖日均订单量突破2500万单。 数字背后，是整个行业订单规模的跳跃式增长，去年中国外卖市场的峰值时段不过一天约1亿单/天，大部分由美团配送，2000万单来自饿了么，如今单家平台就已超越这一数字。 增长与利润很难齐步走，这是上一轮外卖大战已被验证过的事实，这一轮“剧本”相似，规模增长的同时利润也在急剧收缩。 二季度，美团、京东、阿里二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下跌89%、50.8%、18%，三家平台合计少赚超200亿元。 当前外卖市场的竞争逻辑已与十年前截然不同。如果说十年前的外卖大战是增量市场的跑马圈地，那么今天的竞争则完全是存量市场的零和博弈。 行业渗透率接近天花板已是不争事实。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外卖用户规模增速从2018年的30.96%降至2024年的不足8%。 展开全文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的高度成熟使得配送网络、支付系统、用户习惯等曾经的竞争壁垒变得普遍化、标准化。当基础服务能力不再构成差异化优势，平台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明知补贴不可持续，却又不得不依赖补贴。 而对补贴的过度依赖，催生出一个畸形的竞争生态，平台试图通过成本转嫁游戏来缓解自身的利润压力。京东曾高调推出“0佣金”政策，但商家很快发现，隐形的“流量税”取而代之，广告费、推广费、技术服务费等各种名目的支出依然蚕食利润，甚至出现订单收入为负的极端案例。 “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暴露了行业深层次的利润困境。各平台陷入了一种奇特的竞争心态，不再指望外卖业务本身盈利，而是将对竞争对手的伤害程度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补贴一停感情归零”，其本质上是一场典型的囚徒困境典型，明知集体理性要求停止补贴，但个体理性却驱动着继续投入。 美团核心本地商业CEO王莆中“反对内卷”的表态，与美团随后发起的大规模补贴行动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身体上的诚实”是因为，在当前资本市场对GMV和用户增长仍然饥渴的背景下，任何一家平台都难以承担流失市场份额的后果。 外卖本质是一门需要精耕细作的苦生意。在消费者、商家、骑手、平台的四方博弈中，消费者享受到的“低价、快、好”服务，实际上是靠其他三方的利润挤压和过度劳动来实现的。 饿了么被阿里收购后至今未能实现盈利，京东外卖暂时送一单亏一单，而盈利能力最强的美团，其外卖业务经营利润率也长期徘徊在4%左右，这一数字远低于大多数传统行业。 近乎自噬的竞争模式，创造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补贴炼狱。用户的价格预期被不断提高，多方比价成为消费常态；商家在平台的夹缝中艰难求生；骑手在算法的驱动下疲于奔命；而平台自身，则陷入了通过自我消耗来阻止对手获取优势的恶性循环。 折射出的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对规模至上逻辑的盲目推崇已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刻。当增量红利耗尽，平台需要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简单的补贴驱动转向更深层次的效率优化和体验创新。否则，这场没有赢家的消耗战，只会将整个行业拖入更深的泥潭。 醉翁之意，外卖背后的生态博弈 在这场“三国杀”中，外卖业务本身是否盈利已不是关键，其战略价值在于为核心业务引流、提升用户粘性。 刘强东多次多次直言不讳：京东做外卖的核心目的不是盈利，而是引流和提升用户活跃度。“京东买餐饮外卖的消费者中，有40%的人会交叉购买京东的电商产品，做外卖亏的钱，比去抖音、腾讯买流量更划算。” 阿里也在8月财报会上给出官方口径，蒋凡首次阐述了淘宝闪购的战略定位，明确表示“不会单独看外卖的盈利情况”，而是“考虑到电商的综合收益”，认为闪购对平台整体产生正向经济收益，包括提升用户活跃度、广告收入、减少市场费用。 相似的思路背后，是双方电商主业增长放缓的严峻现实。 2023年，京东零售业务增速已降至1.66%，即便2024年通过低价、加大第三方店铺引入等策略，推动收入增长7.4%，其GMV仍被拼多多和抖音反超，跌至行业第四。 阿里也面临增长瓶颈，2023财年其国内电商收入同比仅微增1%，增速创历史最低。2024财年其收入同比增长3%左右，仍处于低位修复状态。 与主业增长乏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时零售的爆发式增长。2024年闪购GMV突破4000亿元且增速达30%以上，其日用百货的高频特性与数码产品的高客单价，直接触动了阿里、京东的核心腹地。2025年第一季度，美团即时零售订单同比增长23%，远高于外卖订单约9.5%的同比增速。 外卖业务在互联网各业态中利润率垫底，本应是块食之无味的鸡肋。然而巨头们依然重兵布局，不计代价地盯着这块“瘦肉”的原因在于他们争夺的远不止外卖这一亩三分地，表面是外卖补贴战，实质是对即时零售战略入口的争夺。 阿里在此轮战事中的排兵布阵极具象征意义。其推出的主角并非市场熟知的饿了么，业务名称也避开了“淘宝外卖”的常规命名，而是将“小时达”升级为“淘宝闪购”。 这一品牌决策意图明确，阿里想用几块钱的奶茶让几亿消费者知道，淘宝不仅能淘万物，更能闪购万物，从苹果手机到美妆护肤，万物皆可即时可得。 考虑到阿里的即时零售业务市占率与美团有很大的差距，这场外卖之战只是开端。 而入口逻辑，是理解这场战争的关键。历史总是相似的轮回，2015年，美团通过合并大众点评，切断了饿了么的重要流量入口，一举扭转战局；十年后的今天，轮到外卖成为阿里电商主站的引流工具。用户为点外卖打开淘宝，便自然而然地被导入电商生态体系，形成高频带低频的流量正循环。 数据印证了这一战略的初步成效。外卖大战打响后，电商平台用户数据确实起飞了。淘宝日活突破2亿大关，京东日活用户增加2073万，外卖用户日均打开App次数较非外卖用户高出2.3倍。这些数字背后，是用户心智和消费习惯的悄然迁移。 要打胜仗，组织先行。意识到入口价值后，各平台都对即时零售业务做出了调整。 美团将“闪购”升级为独立品牌“美团闪购”，小象超市重启线下业务对标盒马；京东同步升级京东“秒送”为全品类入口，与外卖共用达达130万骑手，并把“急用数码”“买药”等与外卖并列于首页；阿里则将饿了么、飞猪并入阿里电商事业群，正式纳入蒋凡的“大消费”版图，在同一指挥体系下作战。 阿里、京东拥有庞大的电商业务，商业供给丰富。阿里有饿了么骑手，京东有达达配送，这都是其向美团叫板的关键筹码。 表面看，这是“老二老三联手打老大”的经典戏码，但美团的护城河依然深厚。 即时零售的竞争重点是供应链能力和库存管理。早在2018年，美团就专门成立闪购事业部，凭借外卖高频特性和商户资源获取稳定流量，一路攻占城池。多年深耕使其在即时零售领域占据了约40%的市场份额，形成了显著的先发优势。 然而战局也在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经过几个月的混战，从数据来看，淘宝闪购增速最快。据报道，7月19日、26日的这两个周六，淘宝闪购订单（非餐饮的即时零售商品）在1500万单左右，直逼美团的2000万单。尽管美团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但淘宝的迅猛攻势已经证明，即时零售的战场格局，远未到定局之时。 这场围绕即时零售的入口之争，本质上是对下一代消费场景的定义权争夺。当随时随地随心可得成为新的消费标准，谁掌握了即时零售的入口，谁就掌握了连接十亿消费者的密钥。 边界消融，本地生活迎来“无限战争” 阿里在外卖战场初步站稳脚跟后，并未停歇，而是迅速将战火引向美团的另一核心腹地——到店业务。 9月，阿里双线出击，高德上线“扫街榜”，通过超10亿元补贴开展“烟火好店支持计划”；淘宝闪购上线“到店团购”，首批覆盖上海、深圳等城市，主打“9.9起到店吃”等补贴活动。 对于到店业务，阿里提前打过招呼。在财报会上，蒋凡曾透露，“闪购业务已有约1.5亿名日活用户，这些用户也有一些到店自提和团购的需求。我们会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来看，尤其跟到家业务协同，考虑给用户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也正在一些城市做测试跟探索。” 到店业务之所以成为平台的战略高地，根本在于其高频、高利润的特性。据高盛2025年3月研报，美团到店酒旅业务的利率润在2022、2023、2024年依次为46%、35%、33%，2025年利润率测算为34%，显著高于互联网行业平均。 对阿里和京东而言，到店业务不仅能与即时零售形成“到店+到家”的双轮驱动，提高用户黏性，还可通过营销服务、佣金抽成等轻资产模式实现盈利，有效对冲外卖业务的高补贴压力。 事实上，阿里的本地生活业务可谓是起跑很早、投入很猛。“口碑”品牌诞生于2004年6月，2006年获阿里注资，后来因流量入口边缘化名存实亡。2015年阿里重启“口碑”，联合蚂蚁注资60亿元，对标美团到店，阿里收购饿了么后将两者合并，但终因战略反复和补贴收缩而落后。 曾经失去的，阿里要借外卖大战夺回来。 阿里采取双线出击策略，高德扫街榜对标大众点评，从地图场景切入。淘宝则上线到店团购，利用电商流量进行正面突击。 到店业务战况的升温，还引来了美团的老对手抖音。9月10日，抖音上线“烟火小店扶持计划”，针对人均消费100元以内的商家，提供流量激励等资源。这标志着在到店战场，美团将面临阿里、京东、抖音的三面夹击。 美团与抖音激烈的到店业务阵地战，结束还不到一年。2023年抖音连开24城、引入区域代理，以流量优势和补贴猛攻切入到店市场。 面对突袭，美团到店事业群总裁张川在2024年初的内部信中坦言已“进入堑壕战”。这一定位精准道出了战局的胶着状态，美团上线“特价团购”正面迎战抖音“特惠”，双方在价格、流量、商户资源等各个维度展开寸土必争的拉锯。一年激战过后，美团守住了超过六成的市场份额，而抖音则成功抢占约30%的江山。 这场防御战为美团积累了宝贵的多线作战经验。面对阿里、京东的新一轮进攻，美团迅速重启“大众点评品质外卖”、强化直播入口，展现出更加灵活的应对能力。这些举措表明，美团正在将迎战抖音过程中获得的启示，转化为系统性防御能力。 然而，阿里和京东想要在到店领域分得美团的蛋糕，面临的挑战远比即时零售更为严峻。到店业务的竞争壁垒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商户信任的累积、评价体系的公信力、地推团队的执行力，这些都是需要长期耕耘的无形资产。美团通过多年深耕建立的商户网络和用户习惯，构成了难以快速复制的生态护城河。 监管环境则成为影响战局的另一个关键变量。今年5月和7月，市场监管总局两次约谈主要外卖平台，明确叫停“零元购”等无序竞争行为，迫使平台在8月1日集体承诺抵制恶性竞争。这种监管干预客观上为过度补贴降温，引导竞争回归理性轨道。 终局猜想：资本改写格局，还是场景决定归属？ 从外卖到即时零售，再到到店业务，平台竞争的边界正在全面消融。这场无边界战争的背后，是互联网巨头对用户全场景消费需求的全面争夺。 阿里、京东的跨界出击，不仅是追求业务多元化，更是构建完整生态闭环的战略必需，高频业务带动低频消费，线下场景反哺线上流量，最终形成自我强化的商业飞轮。 而这场无边界战争的终局，正从一场业务效率的比拼，演变为一场资本耐力的消耗战。当参战方宣布“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时，战争的本质已然改变，从商业模式竞争升级为资产负债表对抗。 因此这场战争的关键已不再是短期份额的得失，而在于平台能否在战争结束后重建盈利模型。正如价值投资理念所强调的，最终决定企业价值的，仍是其长期自由现金流创造能力。 如果阿里能够通过更长时间的投入，整合高德、飞猪、淘宝闪购，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团模式的本地生活新生态，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写行业格局。 而美团的真正胜算在于阿里追求的是规模，美团掌握的则是场景。当补贴退潮，用户最终会选择那个最懂本地生活、服务最可靠、网络最稳固的平台。 美团的胜负手也不在于跟阿里比现金储备，而在于比阿里更懂本地生活。这是用十年时间、数百万商户、几千个县城市场深耕出来的核心竞争力，绝非资本在短期内能够轻易颠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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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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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