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刀客doc 文/刀客doc 自宣布关停后，微软广告的DSP业务终于找到了接盘侠——亚马逊。 10月7日，微软广告全球合作与零售媒体副总裁琳恩·乔尔索（Lynne Kjolso）发布了一个博客：亚马逊与微软宣布建立首选DSP及认证库存来源交换合作关系。核心信息有三个： 1、微软广告的DSP需求方平台Invest将2026年2月28日前关闭。 2、Invest上广告主将由亚马逊DSP接管。 3、微软广告的供应方SPP平台Monetize，将加入亚马逊CES计划（Certified Supply Exchange），成为亚马逊DSP上的核心供给方之一。 1、微软广告的DSP需求方平台Invest将2026年2月28日前关闭。 2、Invest上广告主将由亚马逊DSP接管。 3、微软广告的供应方SPP平台Monetize，将加入亚马逊CES计划（Certified Supply Exchange），成为亚马逊DSP上的核心供给方之一。 顺带说下，DSP（Demand Side Platform）是广告主用来自动化买流量的系统，帮助品牌在数千家媒体上“一站式买广告”，投放策略、预算控制、受众定向和效果归因都集中在一个平台完成。而SSP（Supply Side Platform）是媒体或平台用来自动化卖广告位的系统，帮助内容方（比如新闻网站、视频平台）把自己的广告库存以最优价格出售，接入多个买家，实现流量变现最大化。 一个是“流量买家”的系统，一个是“流量卖家”的系统，两者通过广告交易市场连接，构成了程序化广告的底层逻辑。 回顾微软在广告领域的扩张路线。从收购Xandr开始，微软其实是有野心的：构建一套完整的程序化广告栈，从DSP到SSP，从自有媒体（MSN、Outlook、Xbox、LinkedIn）到开放网络，配合Bing搜索与Copilot生态，原本有可能成为一个“广告的AI平台范式”。 2025年Q2，微软广告收入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9.2%，创下历史新高。按全年计算，这意味着微软广告业务的营收规模可能突破140亿美元，已经跻身全球广告营收前五的平台。 但最终，微软还是放弃了构建完整广告栈的旧战场，转向由Copilot驱动的“对话式广告体验”——一个它认为能与AI主航道深度融合的新战场。 02 在公关层面看，微软声称是“为了聚焦核心业务”“优化产品线”，但更现实一些的真相是： 展开全文 微软的商业模式又不靠广告支撑——这场仗既不划算，也无胜率。 DSP业务从未成为微软广告业务的增长引擎。根据databeat的一份数据，Invest在DSP的市场占比在6-8%之间。与Google、Amazon、The Trade Desk那样的头部玩家相比，它的规模太小、操作体验不够强，不具备任何平台独占性资源。 运营一个全球化DSP，不只是搭个平台、对接几批预算就能做成的生意。它是一场长期重投入、重服务、重合规的系统工程。要持续优化广告主体验、打磨投放策略工具、建立归因体系、集成跨域数据，还要一轮轮地适应政府监管、应对隐私政策的动态变化。 而对于现在的微软来说，这样一盘生意离战略主航道实在太远。 今天的微软，资源都押在四大支柱上：AI（Copilot）、搜索（Bing）、云服务（Azure）和办公生态（M365）。在这个大盘里，DSP业务既不性感，也不高优，始终像是“顺手带一程”的资产，而不是押注未来的核心棋子。在聚焦与瘦身并举的战略背景下，退出也就顺理成章。 但微软并没有完全离开广告。它选择留下的是Monetize——一个面向媒体方、服务供给侧的SSP平台。 相比DSP的“面向外部预算、争夺客户”的重运营逻辑，SSP更像一个内向型的技术平台。它不需要跑销售拉预算，而是负责把广告库存包装、连接、变现好，核心在于撮合与提效，而非营销与拓展。 打个比方，微软广告以前像是去开一家大型广告超市，要货源、采购、销售一条龙；而现在的广告业务结构，更像是自建一个内部配送中心，只为自己的几家门店供货，规模不一定最大，但效率最高、耦合最紧。 不恰当的说，DSP是进攻策略，属于市场逻辑，SSP是内修策略，是一个生态逻辑。 这也是为什么，微软可以放弃Invest这种买方平台的外拓角色，但却仍保留Monetize这样的供给平台。因为后者是为了更高效变现自己的流量生态。 03 在那么多潜在的“接盘者”中，微软为什么偏偏选了亚马逊？ 细想起来，这是一个有些匪夷所思的决定。微软和亚马逊在云计算、企业级AI等领域，实际上是竞争对手。 但在广告这一块，微软不是没有选择，只是别无选择。 全球最大的独立DSP是TTD，它正处于加速“去中间商化”的阶段。OpenPath计划绕过SSP，强调媒体直连与买方效率。让它来接盘微软DSP，但双方在产品哲学、生态边界和资源布局上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协同成本高、战略摩擦大，注定很难水乳交融。 至于谷歌，更是不可能的选项。一个正处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调查中的公司，绝不可能高调并购或接手另一个DSP，哪怕是合作。 亚马逊有庞大的自有媒体（零售广告位）、数据闭环（用户-搜索-购买），还有技术栈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最重要的是，它不像TTD那样强调开放市场、媒体中立，而是愿意接手一个“实用主义”的DSP资产。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微软自己的盘算。 它没有停掉自己的广告业务，把SSP平台的Monetize保留下来，并将正式加入亚马逊的CSE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理解为一个白名单机制，通过CSE，亚马逊DSP不再局限于体系内的自有库存，而是得以触达包括内容网站、视频平台、新闻媒体在内的站外资源，并且仍然能使用亚马逊内部最强的武器——购物意图数据。 这意味着，哪怕用户正在一个新闻网站上阅读文章，亚马逊也能“认出”他是近期浏览过婴儿用品的用户，并精准投放相应商品广告。 这种“站外投放+站内意图”的组合，极大提升了转化效率，同时压低了中间环节的成本。 CSE对广告主的诱惑是，广告主可以高效访问微软生态中的广告库存，包括一些独家资源包和特别合作媒体；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还能与亚马逊的购物行为数据打通，实现更精准的投放与更可衡量的转化。 对媒体方来说，这也是一次机会。借助与亚马逊的整合，Monetize上的广告位将获得更多优质需求，广告填充率和成交价格都有望提升。同时，通过技术侧的深度对接，交易效率也能进一步优化。 不过凡事都有代价，这背后的逻辑，对SSP与媒体发布商提出了新的命题。 接入CSE就必须接受亚马逊设定的游戏规则：标准化的接入接口、预设的定价模型，以及以亚马逊信号为主导的交易结构。 微软 Monetize 在加入 CSE 后，得以将自身的库存纳入亚马逊的广告流转体系，实现与其受众数据、定向机制的打通。这是一种利己的选择，也是一种适度的依赖。 所以，微软与亚马逊的合作，可以说微软认清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战略重点，把广告这个越来越系统性的生意，交给更愿意打仗的对手。 而这个所谓的「对手」，并不认为每个程序化广告市场的参与者都能独立履责、协同运转，而是更倾向于亲自架桥、掌控路径、设定规则。 短期看这降低了迁移摩擦，长期看它在固化流量与数据的路径依赖：越多预算在亚马逊生态内打转，越难回头去支持那些坚持中立性的技术服务商。 长期后果可能是：对上游媒体的议价被削弱、对下游代理的定价权被重塑，行业利润被重新分配到拥有数据闭环的平台一端。 04 我愿意承认微软的选择有其商业理性：资源有限、主航道明确、对抗Google的成本巨大，把这盘“消耗性”的买方工作交给一个能拿得出效果的平台，是一种务实且短期内对客户负责的选择。 但务实并不等于无后果。 数字广告最初的理想，或者说最早形态，是构建一个买方中立、卖方多元的开放市场。无论是Google AdX的公开竞价逻辑，还是TTD一直倡导的“独立DSP”路线，背后其实都是一种平台化共治的愿景——买卖双方在一套统一的机制下，各取所需、各显其能，靠效率赢得竞争。 但现实却愈发背离这种传统的理想主义。 越来越多的科技平台选择闭环化、垂直化、自控化的广告路径：控制内容端、掌握流量入口、整合交易数据、塑造规则机制。 市场的逻辑，终究变成了生态的逻辑——程序化广告，从一个多角色自治的市场，逐渐转向由平台主导的生态。 如果说市场逻辑强调的是价格主导、角色分工明确、交易透明且可替代性强；那么生态逻辑则更侧重于一体化协作、平台主导路径与标准，强调不是“自由竞价”，而是“效率至上”。 对程序化广告来说，这个变化非常关键，这也是对整个行业生态的一个提醒： 在广告这场技术游戏里，“中立”越来越难，“开放”越来越贵，“独立”越来越稀缺。（作者：刀客doc）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天津市:市辖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辛集市、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容城县、涞源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雄县、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白沟新城、涿州市、定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河间市)

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