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内部的利率分歧彻底爆发！理事米兰公开叫板同僚，呼吁降息五次以防经济风险，而施密德则警告称激进刺激将引发通胀大爆发！ 由于政府关门导致决策者无法获取关键数据，美联储官员们对于降息幅度依然存在分歧，其中一些人更担心通胀，而另一些人则更关注就业市场。 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最新美联储理事米兰周二重申，他希望以比同僚们快得多的速度，让利率达到所谓的“中性”水平。中性利率是指既不刺激也不减缓经济增长的利率水平。 米兰在“管理基金协会2025年政策展望”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确实认为，与一年前相比，中性利率已经下降了。这使得当前的货币政策比几个季度前更具限制性。” 他补充说：“货币政策的额外限制性会带来一些未来的风险”，因为“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效应，经济预计将会走弱。因此，短期内我对经济一点也不悲观，但如果我们不调整政策，我确实看到一些风险潜伏在那里。” 另一方面，主张更关注通胀的声音来自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施密德，他周一晚间表示，他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对经济“略微构成限制”，并称这是“恰到好处的”。 施密德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讲中补充道：“在通胀仍然过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抑制需求增长，为供给增长和缓解经济中的价格压力留出空间。” 自上次议息会议以来的几周里，随着决策者们公开发表对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看法，美联储内部的利率辩论愈发激烈。 9月17日，美联储决策者们给出了2025年再降息两次的中位数预测，尽管各位决策者对这些预测存在广泛分歧。米兰公开反对那次25个基点的降息，认为降幅本应更大。 自那次会议以来，米兰多次呼吁更大幅度的降息，称美联储目前的利率水平对美国经济构成了风险。他预计今年还会有五次降息。 米兰周二表示，他预计住房通胀将会下降，因为租金下降的影响会滞后地反映在通胀指标中。住房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占比最大，但在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PCE）指数中则不然。 米兰主张大幅降低利率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数量正在迅速下降，并且他预计关税将降低赤字。他并不认为关税会引发通胀，尽管他承认我们可能尚未看到这些影响。 另一方面，施密德则担心，“激进地刺激需求可能会增加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因为企业获得了定价权，并更多地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施密德指出，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等耐用品的价格正在上涨，而除了疫情期间，耐用品价格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在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施密德指出，从理发到电力再到景观美化等服务价格近几个月上涨了3.5%，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同样让施密德担忧的是，价格上涨的范围正变得越来越广。他说，年初时，70%的消费品类价格出现上涨。而到了8月，近80%的品类价格都在上涨。 施密德表示，美联储“必须”维护其在通胀问题上的信誉。他补充说，他将继续依赖数据，但在政府关门期间，他正依赖于私营部门关于就业市场和通胀的替代数据，以及堪萨斯城联储通过调查收集的数据。 而米兰则表示，私营部门的数据并不能“充分替代”政府数据。他补充说：“在政府关门期间，我们无法获得制定货币政策所需的大部分数据。” 不过，他仍然乐观地认为，政府将及时重开，以便美联储在10月28日至29日的会议上做出下一次利率决定。 另一位美联储官员，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周二则对通胀和劳动力市场都表达了担忧。他表示，经济数据正发出滞胀信号，因为就业市场正在放缓，而通胀率却徘徊在3%左右。 卡什卡利说：“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关税带来的通胀会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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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