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文 | 沈素明 曾经我的一位管理咨询导师告诉我：“数字是商业世界里最诚实的语言，但它也最会撒谎。你要学会听懂它没说出口的部分。” 2025年秋天，一个数字，或者说一组数字，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了它没说出口的咆哮。 145%。 当美国宣布自11月1日起，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0%关税，叠加在现有税率之上时，这个数字就成了悬在全球供应链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你想想看，一件出厂价100美元的中国商品，漂洋过海抵达洛杉矶港，它的价格标签瞬间变成了245美元。这不是调节，不是壁垒，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拒绝入境”。这面墙，比柏林墙更决绝，因为它试图隔绝的，是过去四十年里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血脉。 更让我感到寒意的，是特朗普这次挥舞的关税大棒，并非只针对中国。加拿大，这个在文化和经济上与美国亲如手足的邻居，被课以35%的重税；欧盟，在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后，才勉强拿到一个15%的“互惠”税率。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过去我们挂在嘴边的“贸易摩擦”，这个词汇本身就带着一种温和的、可协商的、属于牌桌上的体面。但当税率的数字飙升到足以让任何商业模式瞬间崩溃的水平时，这已经不是摩擦。 这是战争。一场全面的、不加掩饰的经济战争。 作为一名商业观察者和组织管理专家，我习惯于穿透现象看结构。特朗普的这轮关税，其内在的结构性逻辑，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贸易保护的范畴。 传统贸易保护与经济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意图。 传统贸易保护，就像是在自家院墙上加装铁丝网，目的是为了保护院内的特定产业，税率通常在10%到30%之间，它试图改变的是贸易的“成本”，但并不想中断贸易的“连接”。 而特朗普的经济战争，则是在抽干护城河，炸毁吊桥。它的税率已经“核武器化”，目标是彻底切断贸易联系。 我们来看一组对比： 2022年，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是1.5%，这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经济体的数字，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8.9%。你细品，这是自1943年以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期的最高水平。一个和平年代的国家，采用了战时水平的关税，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战争信号。 展开全文 这种税率水平，已经超越了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贸易保护”的定义。它不再是防御，而是无差别的进攻。 从半导体（对华关税甚至可能触及250%）、汽车（25%），到钢铁铝材（50%），甚至延伸至冰箱、洗碗机等家电，再到厨房橱柜（50%），打击范围之广，几乎覆盖了现代工业的所有门类。这已经不是精准的外科手术，而是地毯式轰炸。 更关键的是，“关键软件”出口管制的实施，标志着战场的全面升级。如果说商品关税是经济战争中的“常规武器”，那么技术封锁，就是“战略武器”。它打击的不再是今天的流水线，而是明天的创新力。 这才是重点：这不是贸易问题，这是科技冷战的序幕。 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其明确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争，在我看来，其野心远不止是减少贸易逆差那么简单。他试图通过这场战争，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底层代码的重写。 对华策略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过去，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其潜台词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出改变，我将让你感到痛苦。”这是一种施压、一种谈判筹码，目标是迫使中国让步。 现在，145%的税率，其潜台词变成了：“我不想再和你做生意了。”这是一种切割、一种决裂，目标是实现经济脱钩。 这个税率是在用最直白、最粗暴的语言，向所有在中国设有供应链的美国企业下达指令：离开那里，回到美国，或者去任何地方，但不能再是中国。这是一场强制性的、由国家意志驱动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美国优先”的理念，正在被推向一个极端化的新阶段。 通过这种惩罚性的关税，强制跨国公司将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预计2025年，新增的关税将为美国联邦带来1713亿美元的额外税收。你想想看，这笔钱，相当于美国发动了一场“对内补贴、对外征税”的财富再分配。它将成为补贴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巨额资金池。 代价是什么？ 预计全年进口将因此下降7450亿美元。但这恰恰是特朗普想要的结果。他正在用全体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为美国制造业的复兴计划买单。这才是这场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它的军费，来自于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账单。 特朗普的“互惠关税”政策，公然违背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但他毫不在乎。 我曾在多个国际场合与来自欧洲的合作伙伴交流过，他们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感到震惊和愤怒，但更多的是无奈。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特朗普的目标不是在现有WTO框架内争取更大利益，而是要彻底废黜WTO这个“旧神”，建立一个完全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由双边协议构成的新贸易体系。 你发现没有，连加拿大、欧盟、日本这些传统盟友都未能幸免，这说明在特朗普的字典里，“盟友”的定义已经被改写。所谓的盟友，只有一种——那就是完全服从美国经济利益的国家。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经济宗主权”。 面对这样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中国的应对，也正在从被动的防守，转向主动的战略反击。这盘棋，已经下到了中盘，任何一步都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特朗普在声明中，将加征100%关税的直接原因归结为“中国计划实施大规模出口管制，涉及稀土等关键原材料”。 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中国的“挑衅”，不如说是中国的“对等反制”。当对手已经把经济武器化到极致时，任何一个有战略纵深的国家，都会动用自己最具分量的筹码。 稀土，就是中国的“核选项”。 中国控制着全球稀土供应链超过80%的产能。从新能源汽车的电机，到精确制导导弹的传感器，再到智能手机的芯片，美国最高精尖的产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 我们再深入一点，稀土出口管制，其战略意义不在于能给美国经济造成多大的直接损失，而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让这场经济战争的成本，变得让美国无法承受。这是大国博弈的底牌。 美国的软件出口管制，本意是扼住中国科技发展的咽喉。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外部的封锁，最终都会成为内部创新的催化剂。 我给阿里云、美团这些企业做咨询的时候，在耳濡目染的沉浸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科技企业那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底层技术自主的渴望。美国的封锁，恰恰为这种渴望提供了最强的正当性和最紧迫的动力。 从芯片设计、制造，到工业软件、操作系统，中国正在被迫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技术体系之外的完整生态。 长期后果是什么？ 一旦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实现了技术自主，美国将永久性地失去技术制裁这张王牌。这场经济战争，很可能以一种谁都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中国技术崛起的成人礼。 这场经济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可能不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过去四十年我们所熟悉和依赖的那个“全球化”世界。世界经济，正在被强制“巴尔干化”——分裂成一个个相互隔绝、彼此猜疑的经济板块。 全球化的本质，是效率优先。资本和生产要素流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方。但现在，安全优先正在取代效率优先。 企业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我认识的一位在东南亚设厂的朋友告诉我，他现在每天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向美国客户证明他的产品里“中国成分”低于某个百分比。全球供应链正在从一张高效协同的网络，断裂成一条条壁垒森严的壕沟。 而供应链重组的巨大成本，最终会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转嫁给全球的消费者。特别是美国家庭，他们将为这场战争付出最直接、最沉重的代价。 欧盟正处在一个极其尴尬和两难的位置。经济上，他们无法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安全上，他们又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特朗普那15%的“温柔警告”，实际上是在逼迫欧洲做出选择。 这场经济战争，正在催生新的国际阵营。它不再是冷战时期简单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基于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的，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破碎的多极博弈格局。 这场战争，不仅有外部战场，也有内部战线。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面临着严峻的法律挑战。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经裁定他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部分关税非法。今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将最终审理“互惠关税”的合法性。这背后，是美国立法权（国会）与行政权（总统）之间，关于贸易主导权的激烈博弈。 但无论法律战结果如何，经济后果已经显现。145%的关税将直接推高商品价格，供应链重组会增加生产成本，我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迎来新一轮全面的、棘手的通货膨胀。 同时，全球贸易的大幅萎缩，必然会冲击那些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而各国为了规避美元支付体系的风险，也必然会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 你细品，这场战争，最终可能动摇的，是支撑美国霸权的两个基石：美元和全球贸易规则主导权。 特朗普的高额关税政策，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个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以合作共赢为主旋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更加分裂、更具对抗性的世界正在到来。 这不再是简单的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关乎全球经济秩序如何重构的经济战争。145%的关税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是在用炮火，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转机。外部的极限压力，正在倒逼中国加速构建更为强大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倒逼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也可能推动“南南合作”，团结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经济合作体系。 历史告诉我们，当贸易战升级为经济战争时，往往预示着更大规模冲突的来临。我们当然希望这一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必须在这个正在分裂的新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位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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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直指美联储存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的问题，将其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要求展开无党派审查并剥离其银行监管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呼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改革，称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与“机构臃肿”（institutional bloat）问题困扰。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中，贝森特将美联储比作“逃出实验室的致命病毒”，认为必须将其“重新关进牢笼”。 这篇文章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宣称总统有权解雇美联储理事”来掌控美联储理事会。此前，特朗普曾持续数月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降息，随后又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目前，库克已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的解雇。 若库克被迫离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将在美联储理事会7个席位中占据4席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推动利率政策与银行监管领域的全面变革，也将让“美联储是否独立于白宫”的问题陷入争议。 分析师表示，贝森特的文章旨在为“掌控美联储”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本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书的合著者马克·斯宾德尔（Mark Spindel）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权力的机构。” 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时，特意设计了限制白宫影响力的机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且任期交错，需经参议院批准；仅在有“正当理由”（for cause）的情况下，才能解雇美联储官员。 贝森特在文章中称，美联储已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必须重新树立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实现通胀稳定、失业率低、利率温和的核心目标”。 他呼吁对美联储展开“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并提议剥离美联储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会曾短暂考虑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剥离美联储银行监管权”提案，但最终反而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暴露，国会因此赋予美联储更严格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大型银行实施压力测试、设定资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银行监管机构中，美联储权力最大、权限最广，”研究公司资本阿尔法伙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据贝森特的改革计划，美联储应仅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三大领域。 贝森特提议的改革需通过立法实现，但卡茨认为，国会“极不可能”据此采取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降息”的做法，“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展开全文 他指出，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直接影响“经济中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 贝森特称：“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简版。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实验室培育的实验产物一旦逃出牢笼，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且难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类似方式改变了其政策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美联储的新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货币政策实验。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使命蔓延与机构臃肿，正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其标准政策工具已变得过于复杂，难以管理，且理论基础存在不确定性。而目标明确、简单可衡量的工具，才是长期实现更好政策效果、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人们或许会认为，2008年后推出的新工具与金融市场集中化，能让美联储更精准地判断经济走向；至少，这些新增职能应能让美联储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4%，但实际增速仅为1.6%。那段时期，美联储两年期GDP预测累计高估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反复的预测失误表明，美联储对自身能力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过于自信。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这暴露了其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以及对供给侧效应的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多次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提供了“隐性兜底”。这种有害循环导致国家财富向“已拥有资产的群体”集中：企业领域中，大公司通过锁定低息债务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利率上升时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且基本不受利率影响；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资产市场之外、受通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却错失了资产增值的机会。 美联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导致阶层与代际差距扩大。其试图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写道：“极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极为有效，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美联储影响力的扩大，对其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权延伸至传统上属于财政部门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决定“哪些部门能获得资金”，干预了本应属于市场与民选官员的领域。而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让人怀疑货币政策正被用于“满足财政需求”。 美联储的权力扩张催生了华盛顿的一种风气：在财政决策失误后，政府依赖美联储来“兜底”。当总统与国会的政策失灵时，他们期待的是美联储干预，而非承担责任。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滋生了不负责任的扭曲激励。 监管越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15年后的今天，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暴露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并”的风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向银行放贷，又决定银行的盈利逻辑——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模糊了责任边界，也危及了自身独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应重建专业化分工：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经济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制定。 美联储独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两者都因其“超越使命范围”而受损。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仅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使用。此外，还需对美联储整个机构展开“坦诚、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涵盖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与研究等所有领域。 美国当前面临短期与中期经济挑战，同时还要应对“央行将自身独立性置于危险境地”的长期后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源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美国民众的信心。为保障自身未来与美国经济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树立“独立机构”的公信力，专注于法定使命：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温和的长期利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